4月23日，第25个“世界读书日”。由中国版权协会主办、人民出版社承办的“揭秘中国疫苗——与新冠病毒疫苗专家面对面”主题读书活动，在互联网直播平台进行。由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江永红撰写的《中国疫苗百年纪实》（以下简称《纪实》）一书，因作者与读者网上交流，再次进入人们视线。

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刚刚暴发，《纪实》就受到广泛关注。尽管那时纸质书还没有发行，读者只能在网上阅读电子书；尽管上下两卷52万字的大部头，内容又专业性较强，但并未影响人们阅读的热情。确凿的史料、宏阔的视野、生动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吸引许多网友走进中国疫苗研发史，书中展现的世间百态也给读者留下许多回味。

《纪实》披露了许多重大疫情给人类造成的灾难，用惨烈的事实使读者知道了中国传染病防控是一个什么样的战线，它的使命又是什么。书中披露，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大约留下1700余次大疫记录，平均每两三年就有一次。而每次发生疫情，死者少则数万人，多则千百万人。“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两人横截路。”这是清代诗人师道南笔下壬子癸丑年间云南鼠疫造成死人的情况，可谓惨不忍睹。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重大疫情仍时有发生。1959年，全国报告麻疹发病1000万例，死亡近30万人。随着科技水平发展，一些传染病逐渐得到控制。还是麻疹，到2017年，发病人数已不到6000例，近30年避免了1.1亿人感染、99万人死亡。1978年至2014年，全国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结核、破伤风等主要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幅均达99％以上。

是谁为我们驱走了瘟神？他们在制疫降魔的斗争中，又有哪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纪实》围绕寻找这一答案，记录了免疫学家前赴后继与疫魔抗争的不凡历程。

伍连德是华人中第一位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189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07年应清廷之邀来到中国。他不仅创造了用67天扑灭1910年东北大鼠疫的奇迹，还开创了中国防疫史上多个第一：第一个用现代医学科学防疫，第一个在中国召开世界性学术会议，第一个由华人科学家担任世界专业学会主席，第一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第一个提出建立中国海关检疫制度，创建中国第一家现代医学综合医院。1919年3月，国民党政府“中央防疫处”成立。这样“国士无双”的大家理应是该处处长的不二人选，结果却受到了排挤，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自己事业和理想的钟爱与追求。即使临终前在出生地撰写鼠疫斗士回忆录，仍声称自己是中国医生。

汤飞凡，连任新旧两个社会的政府最高防疫官，从上海到长沙、到昆明、到北京，一辈子遇到多次选择和考验。1949年，他再次站在三岔路口：要么留在北京，等共产党进城；要么跟着国民党，逃往台湾；要么接受哈佛大学邀请，去纽约。因岳父是国民党高官，他本想远离是非选择去美国，甚至订好了飞往纽约的机票，大件行李也已托运至香港。而就在航班离起飞7小时的时候，他做出了影响终身的决定，留在北京、跟共产党走。

谢毓晋，我国著名的免疫专家。反右派时被打成“大白旗”，“文革”中被关进“牛棚”。就是在劳动改造期间，他仍以特殊的方式指导年轻科研人员开展工作，自己还在一间废弃的厕所里，总结中国疫苗研发中的经验教训，写出了对VI型血清代血浆进一步改进的意见和工艺上应注意的问题。这样空前绝后的黑色幽默，读后着实令人心寒，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生物学家的拳拳之心和博大胸怀。

正是这些充满理想的科学家为国人驱散了疫瘴瘟霾，书写了中国疫苗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

疫苗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历史的见证。一株株毒株、不同载质的培养基，像摸着石头过河样的一次次减毒、灭活，构成了变化莫测又奥妙无穷的疫苗研发路径。但该书没有简单临摹疫苗生产过程，而是把它放在经济社会大背景下透视，从而使读者看到疫苗研发的故事色彩斑斓，中国生物的发展艰难曲折。背后的原因，有科学理性的力量，有政治、商业、安全、文化等多个因素的影响，有国际组织、地方政府、制药公司、专业基金等各种角色的裹挟，更有中国生物学家永未泯灭的人性光辉，“爱与责任”像一条红线，贯穿中国生物百年始终。

从国内到国外，医生都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而搞生物的则往往是坐冷板凳者。通读《纪实》发现，中国生物界历代杰出人物，无论是老一辈疫苗专家，还是后来的年轻人，恰恰多是先学医后改行，他们为什么自找苦吃搞起了生物？中国免疫学奠基人谢毓晋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1937年2月，谢毓晋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抱着摘掉“东亚病夫”帽子的理想，与三名同学一起去德国留学。到德国后，其他三人都选择了临床医学，他却选择了生物学。他的理解是：“当医生每次才能救一个病人，而做疫苗或血清就可以救一大片人。”

《黄帝内经》有这样的记载：“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所谓“治未病”，就是预防疾病，尤其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治未病”与“治已病”，无论是力量投入还是社会效果，是不可同日而语。美国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在《科学》杂志上撰文指出：“面对传染病的大流行，开发有效的疫苗始终是最为紧急的优先事项。”中国的疫苗研发者就是“治未病”的“上医”，他们无不是因为怀揣研发疫苗挽救千万人生命的理想而奋力前行的。正是这崇高理想，成为他们百折不挠、愈挫弥坚的精神动力。

搞疫苗是典型的苦差事。一般情况下，一个疫苗的研发，从开题到生产至少需要七八年的时间，有的甚至需要奋战几十年。书中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就展开了痢疾疫苗研究，但过了五六十年也没有研制成功。兰州生研所王秉瑞1981年重新接手，连续奋战17年，终于研发出世界独有的二价痢疾活疫苗，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时他已是73岁高龄了。

做防疫也随时面临危险。这支队伍成立伊始，就把抗疫与科研合而为一，“灭火队”是常见的身份。1921年，一场鼠疫从西伯利亚传到我国东北及山东等五省。我国防疫专家冲锋在前、多措并举，比苏联提前5个月扑灭了疫情，也付出了比外国同行更多的牺牲，献出生命的防疫人员就有72人之多，其中就包括中国现代生物制品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俞树棻。

与研发相伴的是诸多牺牲与奉献。如同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以身试药作为不成文的规矩被疫苗学家一代代传承下来。1954年，已使用二三十年的牛痘苗药效明显变弱，必须增强毒力才能继续生产使用。而要增强毒力就要试种，要试种就要有人承担风险。当时找了6个孩子试种，其中就有北京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张永福的儿子。

阅读《纪实》，我们不时被他们“爱与奉献”的精神所感动，为他们的英雄壮举而自豪。正是有无数个王秉瑞、俞树棻、张永福们的大爱无私与默默坚守，才铸就了中国疫苗发展史上的一个个里程碑：1961年，中国消灭了天花；1994年，中国消灭了脊髓灰质炎；2012年，中国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

作者对中国生物精神的深入挖掘使该书显得更加厚重，也彰显了尊重科学的时代意义。大量事实证明，病毒肆虐，疫情凶险，唯有多方合作才能胜利。从出国留学深造，到菌苗毒株引进；从防疫措施分享，到互帮救治病人，书中介绍了不少国际间业务合作的事实。比如，我国最早的牛痘苗，就是19世纪初由广东人邱熺从英国医师皮尔逊那里学来的；青霉素生产车间的核心设备，是汤飞凡在美国募捐的成果；重组乙肝疫苗技术，得益于美国默克公司几乎是零利润的转让；1945年滇缅边境英美盟军中斑疹伤寒流行，哈佛大学专家前来考察未找到病因，是中国专家魏曦帮助解决了这一问题；甚至连国民党政府“中央防疫处”机构的设置，竟也是在“万国鼠疫大会”的敦促下成立。这种疫情当前人类命运与共、团结协作的理念，追求的是超越国家的人类利益，体现的是天下一家的人间大爱，开出的是守望相助的战疫良方。

近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联合国成立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考验，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共克时艰。在这样的背景下读一读《中国疫苗百年纪实》，对于吸取疫情防控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激励人们早日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