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家乡是江西于都。80多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那里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父亲说，那是一个秋凉的夜晚，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部队从周边百十里集结到那里，许多人还打着赤脚，穿着单衣，他们心头不约而同地闪着一个信号：准备出发，去远方。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号称百万的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根据地合围，夜幕中已经能够听到远处的炮声。

师政委萧华带领近万人的少共国际师，在一个叫石城的地方阻击敌人。他们奉党中央指示，凭借手中土枪、大刀，甚至石块、木头，要将三倍于己的敌人阻挡在红色根据地大门之外，为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集结争取更多时间。他们最后的武器是用拳头、用牙齿，直至抛洒自己的热血。那一仗，萧华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近5000人。当萧华完成阻击任务，带着浑身伤痕来到河边时，他看到了迎风招展的红旗和连绵不绝的火炬。

那晚，父亲没有向他年迈的母亲告别。

父亲从1928年参加红军起，早习惯了说走就走、说打就打的常年征战。尽管他的家乡就在百里之内，可6年中他从没有回过家。那次出发，他和大多数战友一样似乎只是一次重复，重复多次的转移和出征。但那一次，每个人心里似乎都不像往常那样轻松，不光是因为打了败仗，仿佛还有一种“壮士出征远行”的预感。

集结和出发的命令是保密的。即使是相当一级的指挥员，也不知道去哪里。

团政委杨成武参加革命后也是多年没回家了，老父亲带着乡亲从长汀老家赶来，想见儿子一面。当杨成武真的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老父亲流泪了，他用手抚摸着杨成武的头说：“你走，怎么也不打一声招呼，把你妈妈和我想得好苦。”这是杨成武参加红军后第一次见到阔别6年的父亲。父子分别后，杨成武又从于都出发，参加了长征。

父亲是在于都河边长大的。他说，小小于都不到30万人口，在红军即将踏上转移征途时大约有6万多人参加红军，还有数以万计的人当了民工。

为保证红军顺利渡河，军民联手在于都河上架起浮桥。部队傍晚行动，凌晨时拆除浮桥，一连三天大军转移，敌机都没有发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8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从于都五个渡口过河，踏上了征途。被留下的“一大”代表何叔衡用清水邀来林伯渠、徐特立等老友，做最后的话别。

每个渡口都有不少前来送行的人流，有的是当地百姓送自己的儿子、丈夫，处处能看到那种依依惜别、热泪沾衣的场面；有的是因受伤和疾病被留在苏区的战友，他们的告别更显出一种壮烈。后来担任共和国国防部长的耿飚回忆，他永远忘不了一位双目失明的排长，逐个地抚摸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干涸的眼眶里已淌不出泪水。

送行的人举着火把，把带来的菜团、红薯、鸡蛋和像样点的被子、衣服、草鞋，塞给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可要早点回来呀！”

出征的人回答：“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那个夜晚，红旗在夜空中招展，人们朝着红旗指引的方向聚拢着、行进着；无数的火把组成一条条发光的长龙，蜿蜒着、起伏着，好像要把远方的黑暗吞噬。

父亲不知道，他们正在创造着人间一个伟大的奇迹。

父亲说，那个夜晚毛泽东走上临时搭建的浮桥，回头眺望着经营了6年多的中央苏区，回想那时分田分地、“收拾金瓯一片”的热烈场景，他毫不怀疑，他们一定能够回来。

父亲说，他家乡那个叫葛坳的小山村有60多个青壮年当了红军，到新中国成立后能够联系上的只剩下3个人……

多年后，父亲在弥留之际还在提起那个夜晚。父亲当时不会想到革命先辈们这一双双铁脚板，在15年后走出了一个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