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拥有崇高信仰的人是不可战胜的。将帅的让衔之举不仅充分说明了他们革命的目的，也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心中所怀的只有崇高信仰信念。

品读革命前辈让衔的故事和“理由”，在重温历史、回望初心中，使我们的心灵受到洗礼，从而见贤思齐，激励我们向着远大而崇高的目标前行。

1955年，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期间，许多开国将帅主动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让衔，留下了一段又一段佳话。他们主动让衔，各自有着不同的“理由”，品读这些“理由”，令人肃然起敬。

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的罗荣桓负责全军的军衔评定工作，当他得知元帅军衔提名的名单里有自己时，立即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说明自己比其他拟授元帅军衔的同志参加革命晚，对革命贡献不大，请求不要授予这么高的军衔。徐向前同志也提出让衔，他的“理由”是：“革命既然已经成功，当不当元帅无所谓。”私下里他还对身边的同志说：“许多同志牺牲了，如果他们还活着，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叶剑英同志直接请求只授他大将军衔，他在报告中诚恳请求：“我最多摆在大将的军衔上，这是历史的定评。”60年后叶帅的女儿叶向真回忆说，父亲曾在饭桌上对家人讲，自己作为总参谋长，多是在后方，应该把荣誉让给其他长期在一线作战的同志，是他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把天下打下来的。

被授予将衔的同志也有很多让衔故事。有虎将之称的徐海东授衔前在大连养病，当得知自己被提名授予大将军衔时，适逢周恩来总理前来看望，他对周总理说：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大将军衔，受之有愧”。“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这是毛泽东同志对许光达的赞扬。当许光达得知自己被提名授予大将军衔时，对妻子说，我这顶乌纱帽是建立在多少战友、下级流血牺牲基础之上的。他随即写了降衔申请书，认为自己只可授予上将军衔。此外，还有宋任穷、徐立清、孔庆德等将领都有主动让衔的动人故事。

品读将帅让衔的“理由”，对他们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面对荣誉地位，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对革命贡献不够大，有更多的同志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和牺牲；觉得只要革命成功了，人民翻身解放了，比什么荣誉都好；觉得和那些牺牲了的同志比，自己所做的一切算不了什么。荣誉是对一个人牺牲奉献的肯定，古人曾主张“实至名归”。给为新中国成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帅们授予相应的军衔，完全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受之无愧。但作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眼界更高远、胸怀更博大、品质更高洁，真正地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己任，把荣誉地位看成身外之物。进而言之，也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拥有这样的胸怀和品格，才有着坚强的意志，无畏的精神，才能够战胜一切强敌和困难。我们常说“信仰高于一切”。拥有信仰的人不会让金钱、地位、名誉成为累赘，不会为生生死死、恩恩怨怨所纠缠，因而拥有崇高信仰的人是不可战胜的。将帅的让衔之举不仅充分说明了他们革命的目的，也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心中所怀的只有崇高信仰信念。

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新时代革命军人继承先辈优良传统作风，在强军兴军的征程上不断迈出新步伐。但相对于革命前辈而言，也有少数同志思想境界显得不够高，如在对待晋职晋级问题上，不仅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自己，而且还伸手讨要；在事关荣誉待遇问题上，不仅不会考虑到表现更突出、业绩更显著的同志，而且四处游说，为自己评功摆好。更有甚者将得到的荣誉作为筹码，向组织伸手索要不应有的利益和待遇。这些行为与一名合格党员的标准是很不相称的，同革命前辈的精神境界相比较更是有着天壤之别。荣誉地位并非不重要，但捞取名不副实的荣誉地位和把荣誉当筹码要这要那，则应以为耻。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仅书写在纸面上，而要将其融入血脉、见诸行动，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品读革命前辈让衔的故事和“理由”，在重温历史、回望初心中，使我们的心灵受到洗礼，从而见贤思齐，激励我们向着远大而崇高的目标前行。

（作者单位：辽宁省台安县人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