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哲人说，要想使一条线变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旁边画一条更长的线。这就是比较的作用，“比其大小，与其粗良”，没有比较就看不出高下之分、优劣之别。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世界面对的是同一张考卷，分数高低一目了然，孰优孰劣一清二楚。疫情暴发之初，中国处于疫情的“风眼”，也处于舆论的“中心”。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刻意将中国描绘成“至暗时刻”，甚至称之为“切尔诺贝利时刻”——言下之意，疫情不仅会重创中国的经济，也将重创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对此，有良知的西方人也看不过去。著名记者伊恩·约翰逊说：“西方国家的人民对中国政治体制充满成见，让他们低估了中国的做法给他们国家带来的可能价值和意义。”

两三个月过去，中国画了一条“更长的线”，为世界树立了战“疫”的“中国样本”。举国奋战，全民一心，我们不仅以强有力的举措取得了本国抗疫的阶段性重大成果，更以跨越国界的爱心与行动，回馈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深情厚谊，传递着“和衷共济，四海一家”的天下情怀。东方欲晓，春回大地，中国制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速度让世界刮目相看。

生活中的比较无处不在，只要有两条“线”的地方，就会有较长论短。善与恶、美与丑、轻与重等，都是比较出来的。从“高鸟相良木而栖”，到“贤臣择明主而佐”；从“择其善者而从之”，到“其不善者而改之”，都是人们在比较之后做出的选择。更甚者，大到社会发展规律，乃至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的兴亡成败，人们也往往通过比较得出结论，而且习惯于从细节中发现大逻辑。

国民党将领张治中曾是蒋介石的亲信，1949年率南京代表团到北平与我党和谈。有一天，他去故宫参观，不经意间从正在行进的解放军队伍中穿了过去。我军士兵不仅停下来让其通过，还微笑示礼。他为此感慨道：“如果这是一队国民党士兵，我即使不挨一枪托，也免不了要被臭骂一顿。”由此，他明确告诉蒋介石，国共两军的士气和纪律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无可挽回。

那时，经过3年多的解放战争，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消灭，南京政权已经风雨飘摇、大势已去。可以说，这个时候张治中得出这一结论不足为奇。然而，多年之前的延安，军民的生活处于极度困境，“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即便这样，很多人依然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得天下者，共产党也”的论断，颇耐人寻味。

眼见为实，有比较才有鉴别。无论是漂洋过海前来探秘的外国记者，还是穿越火线涌向根据地的青年学生，抑或是前来考察的社会各界人士，无不在拿共产党与国民党、“延安作风”与“西安作风”进行比较。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访问五日后总结道：“中共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就连一名国民党要员也承认：“如果现在举行自由普选的话，80%的人都会投票反对国民党。”

山碧千峰竞翠，水清百舸争流。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人们越来越喜欢拿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这很正常，也很必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正确的比较能让我们更有“自知之明”，既看到长处，又看到不足，进而扬长避短、取长补短；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这个“自信”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正确的比较。

比较需要参照物。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方法论，得出的结果大相径庭。我国近代史上，一些“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也曾深入比较中外之优劣，但得出的结论却是“中体西用”，加速了大清帝国的没落。而今，一些居心叵测的国家仍然热衷于冷战思维，利用各种机会大肆煽动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企图污名化中国。清者自清，邪不压正。我们要做的就是“画一条更长的线”，干好自己的事，创造新的辉煌。“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这是新时代中国应有的自信与底气。

（作者单位：31121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