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生毕业那年，本来是要到部队医院工作的，但阴差阳错，没有去成。隔了几年，兜兜转转，我又到了部队医院，成了解放军总医院的一员。在医院工作的七八年时间里，我换了几个岗位，也执行过不少大项任务。印象最深刻的，是与一些专家教授的交往，特别是几位老专家，虽然有的只是浅尝辄止，但却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刚到解放军总医院，我在原第一附属医院做一些具体的宣传教育工作。当时医院正在大力推动文化建设，概括总结院训、院风、医院精神等等。我们拿出了文案，但还是有些拿捏不准，便决定请几位老专家来把关。首先想到的就是请烧伤医学界的专家盛志勇院士看看。文案送过去了，过了几天，盛院士的秘书来电话，说可以来取了。

那是我第一次去盛院士的办公室，在医院科研大楼的二层。院士当时已经92岁，走路有些颤颤巍巍，我见到他时，心里颇有几分担心。院士把他的修改意见写在了我们的方案上，密密麻麻的小字，写了半页多纸，都是他的想法和思考，字里行间，饱含着很浓烈的感情。其实，他完全可以在我们的备选方案上划上几个勾，或者修改一些文字，就可以了。后来我才了解到，院士到总医院工作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是这个医院建设发展的见证者，特别是烧伤科，是看着它从建立走到壮大，乃至享誉海内外的。

记得当天盛院士正在为《解放军医学》杂志修改论文的英文提要。他感叹现在精力不够了，论文没办法从头到尾看完，但每篇文章的提要，还是一定要看看的，特别是英文提要，有表述不准确的地方，他要一一改定。那时，院士还担任着《解放军医学》杂志的总编辑。我环顾了一下四周，院士书橱里的书籍很整洁，也很有序，特别是一排排的英文期刊，非常醒目。许多书籍和杂志已经有些泛黄了，很有些年代感，也令我生出一份敬畏。

后来，我偶尔会到院士那里去，多是因为工作。有次，我陪院领导去看他，正值《盛志勇院士集》出版。这是“中国医学院士文库”的出版项目，收录了他一生的主要研究成果，非常厚的一大册。样书有限，几个主要领导得到了赠书。院士对秘书说，以后有了书，其他同事也要送一册作为纪念。我当时听了，以为是客套话，但没多久，我都忘记这件事了，院士还是托他的秘书送来了一册论文集，并且签名留念。

二

我所在的医学中心，几十年来，名家辈出，在军内外颇有影响。后来，领导考虑到我喜欢写作，让我利用业余时间，组织编写一本书写医院专家教授的报告文学集，我欣然接受了任务。半年多时间里，我组织了一些文学爱好者，从培训到组织选题，再到分工写作，终于完成了近五十万字的书稿。这是第一次为这些专家教授进行集体“塑像”，出版社要求我们把好事实关和学术关，不能有硬伤。我将其中的一些章节，分头送给了一些专家教授来审阅，很快就得到了肯定的反馈。

这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崔德健教授的意见。有次我正在办公室，崔教授亲自过来，送来了她的修改意见。同时告诉我，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随时到她那里去交流。我看了崔教授的修订稿，删改很多，也很细致，有些地方，还真看不太明白。于是便专程去请教了一次。崔教授和她的老伴黎沾良教授一个办公室，他们都是医院的专家组成员。那天，她详细给我讲解了书稿中的不确切之处。对书中一些作者的文风，她也不满意，认为比较啰嗦，大有删改的余地，还随口吟了郑板桥的一句诗联来佐证，乃是“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崔教授是医院呼吸科的老主任，退休后被聘为医院专家组的成员。她和老伴黎沾良教授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高材生，后来又在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做了博士后研究。虽然已经退休，但作为返聘专家，两位老专家一直兢兢业业，对于院内的会诊，他们总是随叫随到，对于医院的学科建设，也给予了很多支持。后来，我听说两位老人还用退休金资助了几位贫困地区的学生，且都学有所成。因为某个机缘，我再去崔教授的办公室，想了解她资助学生和爱护患者的一些事情，但她却婉拒了，认为这都是应该做的，不值得宣扬。

因为在工作之余接到了一些写作任务，我有幸认识了一些医学大家。黄志强院士却是我没有接触过的，他2015年去世后，我才接到写作院士生平的任务。我读了能找到的所有资料，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做事的极端认真。几乎所有学生都佩服院士的这一点，诸如院士看患者的片子非常专注，从不敷衍，有时时间会很长，也常常能有独到的发现。黄院士技术精湛，但他行事低调，不事张扬，在业内和患者中留下了极佳的口碑。在胆管上做疑难手术，难度很大，每每都是险中求胜。但院士对于他所做的每一例手术都非常认真，甚至像完成艺术品一样去操作，可谓尽精微而致广大。

因为写作黄院士的生平，我听到一些院士的故事，深切感到这是一位儒雅、洒脱、智慧的医学大家，可惜无缘接触。为了丰富素材，我采访了他的一些学生。有一次，我去采访他的学生焦华波——时任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在焦副主任的办公室，我询问黄院士的一些情况。他拿出黄老的一册著作，其中有一张图片，用的是他做过的一例手术，上面特别注明了焦华波的姓名。焦副主任告诉我，当时他做了一例难度较大的手术，认为比较典型，就拍照发给了老师。后来院士出版著作，采用了这张照片，不但特别注明了出处，还在序言中进行了鸣谢。说到此处，我看到焦华波的眼睛湿润了。

三

我还接到过一个特殊的写作任务，是为苏鸿熙教授撰写一篇传记文学作品。当时，总医院正在集中宣传牟善初、周继林、叶慧芳和苏鸿熙四位医学大家，已经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总医院领导安排我为苏鸿熙教授写一个长篇人物传记，以文学的方式为榜样“留影”。这四位医学大家，当时都是百岁老人，他们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阅历多、视野广、积淀深，他们在为病患服务上，始终都能坚守行医初心，堪称医界之楷模。我对苏教授的经历略有所知，但细节并不了解。对我而言，为医学人物写长篇传记，有些为难，且当时本职工作十分繁重，但在读了苏教授的相关素材、查阅了诸多档案资料之后，却有了一种油然而生的敬意，故而还是顺利完成了任务。

苏教授是一个有着赤子情怀的医学专家。南京解放前夕，他得到赴美深造的机会。南京解放后，当时的南京市市长刘伯承特批他继续学业，但希望他能够学成归来、报效祖国。临行前，刘伯承送给他一枚党徽。这枚党徽，苏鸿熙终生珍藏。我写这篇报告文学，便有意采用这个党徽作为象征，穿插在他人生的各个时段，无论是留洋海外，还是后来一度遭遇人生的重创。老作家王宗仁看了我的这篇作品，对这个写作手法予以好评，认为它不但是连接文稿的一个线索，还是照亮一个人生命的精神支撑。

苏教授的妻子苏锦是一位美国人，原名简·麦克唐纳，他们是在美国西北大学附属医院相识并相爱的。苏鸿熙当时是实验室的进修医生，苏锦则是一名医学助理。苏锦陪伴了苏鸿熙一生，放弃了自己的国籍。他们于1957年带着一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人工心肺机，辗转多个国家，行程数万公里，最终回到了中国。看照片，苏锦是一位典型的西方美女，于是我对这位美国女性的人生选择有些好奇。当时，我收集苏教授的资料，有些历史时期还有空白，采访也不是太顺畅。诸如问到他们的恋爱史，没想到刚刚还很热情的苏锦，却顿时变了脸色，认为这是他们的隐私，无需告诉他人。当时我颇有些不理解，甚至有些尴尬，但后来想想，倒觉得自己冒昧。

苏教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严格，他脾气急，对自己的学生和下属有时也会大声斥责。我采访过他的几个学生，几乎都有这样的反映，但后来却都很理解。他的一位学生专门从上海打电话给我，举了一个这方面的例子，说他写的论文有个不准确的地方，被苏教授严厉训斥。后来他写论文都特别的谨慎，由此从未遭遇过退稿。对待工作和学术，苏老从来是不讲情面的。

苏教授对于患者的态度，也令我感触颇深。他的好几个同事和学生曾对我说，苏鸿熙最怕老百姓看病多花钱，他看病尽量为患者节约费用。如果有下属或学生治病花钱少又看得好，他就很高兴。他的一位学生说，京郊有位患者给苏教授送了箱北冰洋汽水，他知道后要求学生无论如何也要送回去。很多人当时都不理解，但苏鸿熙就是这么“不近人情”。

那次我去金沟河干休所登门拜访时，苏鸿熙教授已102岁了，思维也已有些迟缓。这次拜访，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很特别的氛围。苏鸿熙家中的客厅布设得很朴素也很温馨。他的妻子苏锦年轻时的照片，摆放在家中最醒目的几个地方。我一一看着那些他们年轻时的照片，联想起采访过的那些老专家，都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心底满是春风般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