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自古就有，是常见病、多发病，也是容易变异的顽症。如果任其泛滥而置之不理，那么“癣疥之疾”就会成为“心腹之患”。如何惩治形式主义？近日读史，古人开出的几剂药方，给人启示。

明朝初期，刑部侍郎茹太素给朱元璋上了个奏折。朱元璋让人念时，听了一大半还没听到实质内容，于是大发脾气，不仅让人把茹太素拉出去打了20大板，还严令群臣，以后的奏折要“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罪之。”

“若过式者罪之”，这6个字不多，但作用不小。为防止被“罪之”，大臣们从此在写奏折时都是开门见山，一口咬到骨头上，奏折很快短了下来。《明太祖实录》记载，奏疏制度改革后，朱元璋平均每天能看或听200多件奏疏，处理400多件事，工作效率大增。

形式主义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这么多年，但形式主义为何仍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形式主义“说得凶，打得松”，没有像朱元璋那样对搞形式主义的人打板子。试想，如果让形式主义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谁敢去碰谁就自食其果，恐怕大家都会躲得远远的了。

相比朱元璋，乾隆对搞形式主义的官员出手更狠。史书记载，当年，贵州巡抚周人骥上书朝廷，要求疏通南明河，以便用船把贵州产的铅运出去。可几年后河是修完了，却压根行不了船。乾隆派人实地调查后发现，“一线河流，汹涌直泻，现在巨石满河，船不能行”，朝廷急用的铅仍是“押令苗民，终年负运”。更令乾隆气愤的是，当初周人骥想修南明河的目的只是为了捞取政绩，为升迁铺路。乾隆大怒，不仅摘了周人骥的乌纱帽，还责令“开河靡费银两，皆由周出”，让周人骥丢官又丢财。

危害滞后，是形式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正是看到了这一特点，一些官员为了捞取政绩，不惜“负债经营”，大搞“形象工程”。结果他“屁股一拍走人”，后面的几届官员都要给他擦“屁股”。

对这种形式主义，古人也有治疗的高招。清代有个粮价奏报制度，这个制度规定，地方官员每隔10天要向朝廷奏报一次当地粮价。可一名姓侯的官员大搞形式主义，请当地有名书法家写奏折，而上报的粮价从没有变化过，这是典型的以“金玉其外”掩“败絮其中”。1646年8月，这名官员卸任后第4天，当地遭受洪灾，朝廷按他之前上报的粮价下拨赈灾粮款时发现，他之前上报的粮价都是假的。朝廷并没有因为他已经告老还乡而对他在任时的形式主义一笔勾销，对其进行了“消三年俸禄，告天下之罪”的处罚。

形式主义是一种投入小回报高的行为，不发现一起惩罚一起，很容易死灰复燃。朱元璋之后，明世宗发现形式主义有所抬头后下令：“诸司章奏，不许烦词，第宜明白，开陈要旨，庶易省阅。”可明世宗只提要求不抓落实，结果形式主义愈演愈烈，明朝国力江河日下。一位明史专家在谈到明朝的灭亡时写道：“官僚机构虚、假的作风不能得到惩罚，结果偌大一个帝国被掏成了空壳。”

相比古代统治者的打板子，如今我们党对形式主义的问责更规范，更健全，也更凌厉。比如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湖北某市“一问三不知”的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就被“火速”免职。

军队是要打仗的。无论什么岗位，都是出征打仗的战位，责任大于天，使命重于山。只有对形式主义早打、狠打、持续打，真正给“讲而不止、禁而不绝”的形式主义套上问责追责的“紧箍”，才能让形式主义远离军营，让官兵免流“无谓”的汗，让战斗力建设都实实在在，没有“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