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烽火连天的日子里，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那一盏盏文艺灯火格外动人。
擎起灯火的人，他们的名字可能已经湮没在历史尘烟中，但其所言所行和部部作品，让灯火的光芒穿越时空，直抵当下。
翻开历史簿，我们仿佛听到遥远的岁月传来回声。那些关于战地文艺的回忆，如百花汇聚于春天。每一朵，都散发着荣光。
灯火永远不灭。本期开始，我们开设“硝烟中的灯火”栏目，讲述峥嵘岁月里的文艺生活，感悟文艺战士不变的初心。敬请关注。
——编 者
在苏北黄海边辽阔的平原上，一队官兵在寒风中往南走。其中有个兵，显得有些“邋遢”：军帽顶磨穿了，久未修剪的短发像黑草簇起，单军装的右肩被枪皮带磨破了一大块，绿色的毛线衣露了出来；右脚有点跛，因为爱惜唯一的布鞋，赤脚过河时被芦柴桩戳破了脚。
这就是前往“老虎团”报到时的我——从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政治队提前结业离校，走了二三百里，走进了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一营一连的连部，被任命的职务是文化教员、排级。部队“优待知识分子”，我拿的是连级干部的津贴费，每月三元。
这是1942年12月，厉行精兵简政的时候。三旅服务团（文工团）撤销，一师服务团精简，不少人分配到主力部队。七团是三旅的主力团，消灭过日寇保田大队的整整一个中队，刺刀捅死了保田大队长，缴获过日本平射炮。伪军闻风丧胆，称七团为“老虎团”。
“老虎团”在精简中是受益了。三旅服务团政治指导员王寅，十几岁时就在天津报刊上发表诗文，这次分配来当了宣传股长。四分区江海报社的钢板油印画家赵坚，分配来到七团的《战斗报》，当了自编自画自刻自印的编辑。这张团报立刻图文并茂起来，有了插图、报头、花边、连环画……后来，他精心刻绘的五套色“战斗画报”被选送去莫斯科展览，至今尚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战斗报》的美术推动了各连的墙报美术，连队稀有的绘画人才也被发掘出来了。
和我一同由抗大提前结业的另外二位，尤明是喜剧人才，我们两个曾用半天时间，写了个独幕剧《坚守亚力克塞》，自导自演，用大盆豆油灯加手电筒“特写照明”，在抗大的文艺晚会演出，全场轰动；陈庆良是音乐人才，能作曲，又是挺好的男高音，曹铨词、他作曲的《我们是年青的兵》曾在抗大传唱。
我们和服务团的不少同志一道来到“老虎团”。于是七团各连队配齐了确有文化的文化教员，除我们3人之外，还有钱江、章致和、刘述卿、朱白、王宝传、葛岳、常峰、张本林。
1943年，七团在南通骑岸镇过春节，这是检阅这些文艺生力军的机会。我们组织了一台晚会。一开幕照例是合唱，几首歌都由陈庆良组织指挥；还有一台大戏，剧本是从师服务团带来的，编剧是顾宝璋（话剧《东进序曲》的作者，那时他也在七团，整天“划呀划”地哼着贺绿汀的《湖上之歌》）。无论合唱或大戏，演员都是我们这十多个文化教员。我们从此集中是演员、分散是教员。那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发表，我们都意识到自己是在与工农兵相结合。
半个月下来，战士们对我们刮目相看，觉得文化教员还会认英文，一肚子“文化墨水”。更重要的是，文化教员们作风泼辣，集合动作比战士还快，打仗不怕死。六连文化教员钱江和战士们一起冲锋，两边的战士都倒下了，他还是冲，打仗下来立刻指挥唱《打个胜仗哈哈哈》，党支部很快吸收他入党。战士们还发现文化教员们善于讲故事，随时随地“说书”成为连队最简便的文娱活动。夜行军到了宿营地，战士们集合坐着等候分房子，又困又冻，文化教员便站在队前讲开了故事。故事没有讲完，即使房子分好了，大家也不愿意“各排带开”。
有了这样一批年轻的文化人，连队的文艺晚会就不会老是“瞎子抓瘸子”，行军的宣传鼓动也文艺化了。路旁出现了鼓动牌、鼓动画。最艰苦的途中，鼓动棚和茶水站合在一起，文化教员、文书和文工团下来的同志一起，念快板、唱民歌。我们爱唱《跑得快打得好》：“新四军全靠两腿跑，追得敌人没处逃，脚底板上起大泡，鬼子手里缴大炮……”
连队文艺最经常的活动还是歌咏。当时苏中、苏北根据地著名的作曲家有不少：沈亚威、章枚、涂克、白桦……沈亚威他们编印了歌曲刊物《前奏》（油印，每一期封面有一位世界著名音乐家的头像，共出了十多期），“老虎团”每连能发到一册。上面所发表的、适合连队齐唱的歌曲，几乎全经文化教员的口和手（指挥）教给了战士。葛岳教歌发音准确，节奏感强，指挥娴熟。全团集合互相拉起歌来，他所在七连的歌声就像一个喉咙唱出，起如齐放，止如刀切，常引起轰动。有的较长较难的歌，经过能干的文化教员示唱引领，战士们就能唱好。像有名的《功劳运动歌》（赖少其词、沈亚威曲），经过已经当宣传股副股长的陈庆良回连队去教唱示范后，战士们都会唱了，对推进立功运动颇有帮助。文化教员们自己也写过不少歌曲。陈庆良的《卡尔宾》，在一师部队流传颇广。我写的《清乡谣》在《前奏》刊出后，不仅在部队流传，“清乡”地区也传唱甚久。多年以后，作曲家张锐去南通地区采风，还把它当作民谣采了回来。
沈亚威用心收集苏淮民歌，编印了一本《民谣》发到连队。这对七团的文艺活动很有贡献，不仅如上所述在宣传鼓动中可用，连队晚会更可用。民歌填新词，加上表演，便是像样的节目。我们自编的多场歌谣剧《还是你们好》，全用民歌填词，很受战士欢迎。
我们的音乐演出也有过一次“惨败”。在抗大，我们看过田克组织和指挥的“新四军大合唱”，歌曲有《卫岗处女战》《保卫繁昌》《勇敢队》《黄桥的新生》等，效果很好。1944年，我们也想效仿，曲目中加上了后来创作的《保卫苏中疆场》《新四军万岁》等，由我写了诗体解说报幕词，集中文化教员们排练起来。我们这群人嗓门挺大，团政委彭德清听到了，给我们提意见说：“你们光这样站着唱，一个又一个，比较单调。大家看你们演戏看多了，要求高了。我看最好加一些人表演一些动作。”我们却觉得政委不大懂艺术，便以“没有人”为理由没有采纳。结果我们站在台上唱到第4个歌时，观众就不耐烦了。有的调皮干部带头大叫：“不要了！”“我们要看戏！”大合唱只好自我“腰斩”。幸亏下面是大型话剧，由《俄罗斯人》改编的《中国人》，舞台布景与演员普通话虽差，服装和表演却“同真的一样”。
在七团，文艺活动最受欢迎、也最兴隆的还是演戏。上级和地方的文艺团体给我们演过《雷雨》《前线》《甲申记》《同志，你走错了路》《流寇队长》《白毛女》《血泪仇》等许多戏，我们自己也排演和创作过一些戏。新安旅行团出身的任干，1943年秋天到七团来任宣传干事，带给我们比较正规的导演艺术。由宣教股长王寅编写、任干仿照果戈理《钦差大臣》的戏路，我们创作演出了闹剧《华莱士到重庆》。这部戏把抗战后期国民党顽固派的嘴脸刻画得相当传神，而且连写带排只用了3天时间。
我们的文艺活动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活跃了解放区的文艺事业，带动了一批战士画手、战士作者、战士演员。我们自己则在与战士交朋友中获得了生活源泉和革命感情的滋养。这批年轻的士兵，永远是我最亲爱的朋友。没有他们在我心中的微笑，我不可能在1950年写出《柳堡的故事》，到1983年还能写《秋雪湖之恋》。
（易之根据胡石言回忆文章整理）
作者小记：胡石言，著名军旅作家。浙江平湖人，1924年出生，1942年参加新四军。曾任原前线话剧团团长、原南京军区创作室主任等。著有小说集《柳堡的故事》《秋雪湖之恋》等，主编传记文学《百万雄师下江南》《陈毅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