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片葛根，如今已成为深圳老战士纪念馆的珍贵藏品。

2014年7月，革命后代、老战士纪念馆创立人卓振翠到韩国探访巨济岛“战俘营”、坡州中国士兵墓地时，特意带回了几片葛根：“志愿军战士缺乏营养，好多人得了夜盲症，当时就用这种叫‘葛根’的中草药治疗。”

再说到当下，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中医药功不可没。

官方数据显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派出5批近800人的专业队伍驰援武汉，全国支援武汉的医疗队里有近5000人来自中医药系统。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先后多次协调组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央指导组和军队前方中医药专家集中研讨，引进中药颗粒机建立流动智能应急中药房，研发轻型、普通型、重型、恢复期4类处方。在火神山医院、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3家医院，中药汤剂使用率达98.2%，中医药覆盖率达100%。

据统计，全国除湖北以外的地区，中医药参与救治的病例占累计确诊病例的96.37%，在湖北地区中医药的参与率也达到了91.05%。

从当年的朝鲜战场到今天的疫情防控，一个话题不期然地跃入脑际：中医药与我们这支军队。

我军自成立之初就与中医药结下不解之缘，红军医院就是从一间中药铺发展起来的。1929年冬，福建省上杭县苏维埃政府为支援工农红军，决定在才溪乡设立医务所——这便是红军医院的前身。当时，依托本乡王赠接、王坤发父子经营的中药铺成立这个医务所，王氏父子把整个中药铺药材、器皿等全部家当通通捐献了出来。

那时候缺医少药，毛泽东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红军医院一度收容200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药治疗。延安时期，开明绅士、名中医李鼎铭还用4服中药治好了毛泽东的风湿性关节炎。

缺医少药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医药救了不知多少革命战士的命，说中医药有恩于我们这支军队，一点也不为过。

不仅如此，中医药还助力了我们党在战争年代的抗疫防疫工作。

1944年元旦刚过，延安郊区出现了传染病。关键时刻，毛主席一锤定音：“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疫情防控，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发挥了大作用。他们组织人员取用边区土产中药材，试制出多种新型药品；打破“家传秘方死不授人”的封建传统，献出秘方供同行学习研究；组织医疗队下乡，调查流行病及疑难症，帮助群众诊治顽疾。就连国民党政府也不得不承认，“中西医结合”最终帮延安战胜了疫情。

中医药的优势在于辨证施治，因人、因地、因时的“三因”治疗是一种了不起的治疗原则。毛泽东本人高度重视中医药，并且大力倡导中西医结合。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2015年10月5日，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因为发现青蒿素而摘取诺贝尔奖，她在以《青蒿素的发现：传统中医给世界的礼物》为题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郑重引用了毛泽东这句对中医评价的原话。

这些年，针对基层官兵常见疾病和训练伤，拔罐、刮痧、点穴、中医体疗操等中医药疗法都成为对症治疗的有益尝试。“中医中药中国行”走进军营活动，深受部队基层欢迎。解放军总医院专项调查显示，中医非药物疗法治疗训练伤有效率达93%。

关于中医药，一首歌唱得好：枝枝叶叶，花花草草，该蒸的蒸，该炒的炒；根根皮皮，汤散丸膏，该熬的熬，该泡的泡。

“花花草草”的传奇，是一种见证：中医药有功，用“土方子”帮我们这支军队强筋壮骨，练就一副好身板。

“根根皮皮”的记忆，是一种提醒：记住前辈的艰辛，留住传统的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