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后三次到过原解放军第八医院。那时，我们口头上都称它为八医院。如果说日喀则是海拔最高的边防军分区，那么八医院就是当时全军海拔最高的医院了。当年部队进驻日喀则，医院就是几顶帐篷，后来修了土坯房。门诊部、住院部、办公区以及医护人员的宿舍，全是土坯房。黄黄的一片，与四周光秃秃的山浑然一体。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医院才搬进水泥楼房。

我曾有幸两次去八医院采访，两次都住在土坯房里。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住的那个土坯房是里外两间，外面那间堆满了汽油桶。我整夜在汽油的熏陶下入睡，梦境因此而气味浓郁。土坯房很矮，关窗时我发现窗户坏了，关不上，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发怵。在那个房子里，我住了5天，采访了十几个女军人。

十多年后，我认识了一个在日喀则长大的孩子。她3岁进藏，随父亲辗转数地，少女时代就在八医院度过，如今已是个女少校了。我问女少校：“记忆里的八医院什么样？”她说：“一排排的土坯房和高大的杨树林。”我说：“我也是这样的，对这两点记忆尤甚。一想到八医院，就是三个色调：天湛蓝，树碧绿，房子焦黄。”

我们说的那些树，是杨树。就在八医院住院部的旁边。我对树总是敏感，在采访中特意询问它们的来历，于是得知，这些树就是最早建设八医院的军人们种下的。几十年的岁月，已让它们成长为高大笔直的树汉子，粗壮、健美。虽然是冬季，也并没有呈现出被寒风肃杀的凄凉景象。白亮的树干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依旧朝气蓬勃。我非常喜欢它们，采访的空隙，总是在里面徜徉，呼吸着它们的清香。

在西藏，树林被称之为林卡。这片林卡，是四十多年前第18军的战士们栽下的。如今树已成林，栽树人却没有享受到它们的阴凉。一位老18军女战士、如今已经退休的女军医对我讲述了这片林卡的来历。“医院刚搬来时，这里蒿草遍地，乱石成堆，野狗窜没。我们顾不上这些，搭上帐篷就开始接收病号工作了。我记得有一次上夜班，我刚走出帐篷，一只野狐狸从我脚下窜过，吓得我把马灯都扔了。后来工作走上正轨，我们年轻人就开始憧憬未来。那时我们也谈恋爱，但连个说悄悄话的地方都找不到，每个帐篷住七八个人，外面又是一片荒凉。我们就开始栽树了。刨开乱石，填进泥土，小心地种下树苗。在西藏栽树是很不容易的，没有自来水，浇树的水全靠我们到雅鲁藏布江去挑。可浇下一桶水，哧溜一声就让干涸的乱石滩吸干了。我们的肩膀磨出了老茧，腰也挑弯了。第一年栽下的树苗只活了三分之一。但我们没有气馁，第二年又栽。我们想，要让这树林和我们的青春同步。一年又一年，这些树终于活下来了。西藏的树一旦成活，生命力是很强的，它们迅速地成长为一片树林。不过，等这片树成为林卡时，我的青春也早已过去。但每当我看到年轻人在里面开心地唱歌跳舞时，我心里就感到极大的安慰。不管怎么说，这林卡伴随了我的青春，还将伴随许许多多军人的青春。后来，领导宣布我离休时，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想了半天，说：‘欢送会能不能在林卡里开？’领导同意了。散会后，我一个人穿着大衣走进了林卡。我忽然觉得天地间一下安静了，只留下我和那些美丽的白杨树。我想，今生今世，我再也不会忘掉它们了。”

这位女军医不愿让我写出她的名字，我只能尊重她的意愿。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她已回到了成都。很可能她每天就走在那些普普通通的老太太中间，买菜、做饭。但她的心里，将永远想着西藏，想着那片静谧的林卡。

也是在那次采访中，有一位叫陶秀英的女医生，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半个多世纪前就有女兵走进西藏的史事。陶医生不是第一批女兵，但却是第一批进藏的医护人员。她在日喀则度过了她的大半生，并且，她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在日喀则工作，一个在拉萨工作。她的孙子则在日喀则上学。她说，我们真的是献了青春献子孙。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就是从她那里。

写到这儿，我忽然很惦记这位老军医，又是十几年过去了，不知道她是否回到成都？是否健在？她的孩子们，还在高原吗？都好吗？

那次对女军人的采访，让我深受教育：即对自己的生活知足。能够住在氧气充足的地方，能够每天看到儿女，是那些女人们最渴望的事情。对于这种幸福，我却浑然不觉。所以无论条件怎样艰苦，我都没停止采访。在最最难熬的日子里，我总是对自己说，别忘了你也是军人……

1997年，我再到八医院时，是五月，景色与冬天有着很大的差别。阳光澄澈，连土坯房都色彩鲜艳。杨树林更是生机勃勃，在风中铺展着它们的美丽，树冠绿油油的，树干是灰白色的，漂亮极了。你走近看，会发现树干上还有很多“大眼睛”。我不知道它的学名是什么，树结疤吗？不好听。但它们真的像眼睛一样。

那次去八医院，是原西藏军区创作室的冉启培陪我去的。我自己住在医院里，他去了日喀则军分区，他在那边也有采访任务。小冉走时，给我介绍了一个护士，叫高静。我提出当晚跟高静一起值夜班，院里同意了。老实说，那个时候我还没想好写什么，只是有个大概的想法，想写西藏军人，男女都写，所以想体验一下女军人的生活。

就在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奇事。

由于我经常进藏，并且经常在西藏部队采访，我的一位女友就委托了我一件事，她托我到西藏后打听一个人。这个人是她少女时代暗恋过的男同学，后来他大学毕业后参军到了部队，然后到了西藏。这些年他们失去了联系。她很希望我能帮她打听到他的下落。可是除了他的名字、职业（军医），她再没提供别的信息了。

我当时想，怎么可能找到呢？西藏那么大，军人那么多，军医也那么多，我跑的地方却是有限的。所以答应归答应，我并没采取什么行动。这回从拉萨到山南，从山南到米林，又从米林返拉萨，再从拉萨到日喀则，一路走来，一点儿与之相关的信息我也没碰到。

那天晚上9点，我跟着外科护士高静去上夜班。高静是河北人，个子高高的，脸庞红扑扑的，健康开朗。她忙碌，我跟着看，抽空和她聊天。毕竟在西藏当护士，还是有很多常人没有的见识和经历。我挺有收获。

到了夜里，她刚闲下来，走廊上忽然传来一阵嘈杂。高静职业性地跳起来冲出门外，很快就没了人影。我也跟了出去，看见医护人员簇拥着一副担架进了急救室。过了一会儿高静跑回来对我说：“重伤员，要输血，我得去叫护士长。”我说：“我和你一起去。”我们俩拿上手电筒就往外跑。

天很黑。西藏的夜晚通常都有大月亮的，偏偏这天晚上没有。我和高静互相拉扯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出医院。路上高静告诉我，送来的是个小战士，施工时开挖土机，挖土机翻了。小战士想保机器没有跳下来，结果被压在了机器下面。晚上6点受伤后，一直昏迷到现在。我问：“为什么现在才送来？”高静说：“部队离这儿太远了，一百多公里的路，路况差，天黑还不能开快。”

护士长是个藏族人，家就在医院外面的一所藏民院子里。高静冲着院子叫护士长，最先回应她的是狗吠，接着灯亮了。高静说：“走吧，我们回去吧。”我说：“你不等护士长出来？”她说：“不用等，她会马上来的。她已经习惯了，经常被我们半夜叫醒。”果然，我们刚回到科里，护士长卓玛就来了。卓玛一来就上了等在那里的救护车，到附近的采血点采血去了。高静告诉我，他们医院每次输血时都是现去采集，因为没有好的贮存设备。医院为此在当地建立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献血人群，以备急用。

回到病房，高静开始填写那个战士的住院资料。小战士才19岁。我问她：“谁送伤员来的？”高静说：“肯定是军医。”军医这个词触动了我，我说：“这军医叫什么名字啊？”高静说：“不知道。他们吃饭去了。”我暗想，不会那么巧吧？但既然遇见一个军医，总得问问，也许同一个行当的，容易了解情况。

过了很长时间，也没见人上护士办公室来。我惦记着那个受伤的小战士。高静说：“你可以上手术室去看看他。”我就上去了。手术室黑着灯，显然手术已经完成了。可伤员送到哪儿去了呢？我想找个人问一下，却四下无人。我一间一间病房找，终于在走廊尽头，发现一个亮着灯的房间。我走过去，一个护士正好出来，我问：“今晚送来的那个受伤的小战士呢？”护士说：“就在这儿。”我进去，见小战士躺在床上，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输血的、输氧的、导尿的。让人看着心悸，心痛。床边还趴着一个人，一动不动，好像睡着了。

我问护士：“脱离危险了吗？”护士说：“眼下生命危险倒是没有了，但很惨。”我说：“怎么，残疾了吗？”她说：“是的。”他才19岁啊，就在突然之间改变了一生的命运。他还能遭遇爱情吗？他的父母还有别的孩子吗？他醒来之后，发现这一切时，会是怎样的心境呢？我非常难过，心里堵得慌，不知说什么好。

这时，一个老兵走进来。我问他：“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老兵回答了我。我随口问：“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某某的军医？”老兵朝着床边那个人努努嘴说：“他就是啊。”

“他就是？”我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瞠目结舌，吃惊地张大了嘴。老兵说：“对呀，他去年调到我们卫生队的。”

我真是万分惊讶，惊讶得有些心跳加速。这样巧合的事，是需要天意的。我毫不掩饰我的惊喜，我说：“太巧了，我就是想找他呢！”

老兵有些疑惑地看着我，我连忙主动介绍说：“我的一个好朋友和你们军医是同学，很多年没联系了，托我打听他，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老兵释然了，但并不和我一起惊喜，也许他觉得这很平常。他说：“那好吧，等会儿他醒了我就告诉他。”

“等他醒了？”意思是我现在还不能叫醒他？我不解。老兵说：“他太累了，刚才吃面的时候吃着吃着就睡着了，面都没吃完。让他再睡会儿吧。”这我相信，在我们说话的过程中，军医始终没动一下，睡得很沉很沉。可是，我真是想马上叫醒他，告诉他我所受之托，看看他惊喜的样子。

但我终于没叫醒他。我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大概事由，还有那位女友现在的单位和电话，就离开了。我一再嘱咐老兵，他一醒来就告诉我，我要和他说个重要的事情。

回到病房已经是凌晨2点了，我困得不行，连打两个哈欠，眼泪也出来了。高静在看书，好像很习惯夜班了。她说：“你去睡会儿吧。”我说：“好，我去睡会儿。如果军医来了你就叫我。”高静说：“好的。”我去了值班室的小屋，脚上暖着高静给我灌的热水输液瓶，很快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时，走廊一阵嘈杂。我拉开灯看表，7点了，不明白高静何以没有叫我。我连忙爬起来穿好衣服走出去，高静还坐在那里看书，好像我的离开只是一瞬间。她抬起头看见我说：“怎么起来了？我还想让你多睡会儿呢。”我说：“那个军医呢？他还在睡？”高静说：“不知道，一直没来过。”我觉得不对劲儿，咚咚咚地跑上楼去。

跑到那间特护室，看见受伤的小战士仍插着各种管子躺在那儿。但在他身边的已不是军医了，而是那个老兵。我连忙问：“军医呢？”老兵说：“走了，4点走的。”我大吃一惊：“怎么走了呢？他不知道我要找他吗？”老兵说：“知道，我告诉他了。我把你的纸条给他了。”我很失望，怎么会这样？早知如此我就不睡觉了。

老兵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说：“喏，这是他留给你的。”

我连忙接过，打开看，上面是龙飞凤舞的一行字：“对不起作家，来不及和你见面了，我必须8点以前赶回部队，家里没其他医生了。谢谢你，我会和她联系的，也请你把我的电话和地址转给她。”后面就是他的电话和地址。

我就这样错过了一次精彩的邂逅。我放好纸条，走过去看小战士，看这个19岁就遭遇了重大挫折的孩子，眼泪又忍不住掉下来。不知是不是麻药的作用，此刻他的脸上毫无痛苦的表情，安详，平和，充满稚气。我心里默默为他祈祷着，好半天才难过地离开了病房。

太阳升起来了，天地通明。我走出医院，到街上的邮局给远在北京的女友发了一张明信片。简单地告诉她我昨夜的遭遇，最后我说：“我是因为你才遭遇这个夜晚的，但这个夜晚对我来说，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你了。”

我想她不会明白的。就像没来过西藏的人，总也无法想象风雪高原有怎样的风雪。我把一张小小的明信片写满了，然后意犹未尽地丢进了邮箱。丢进去后我才想起，我忘了写上那位军医的地址和电话。

很久之后，我的女友告诉我，军医给她打了电话。其实我已经不关心后面的事情了。我对他们的关注，到那天晚上为止。

在西藏，总有奇迹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