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版:军营观察 PDF版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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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在掌上阅 亮剑弹指间

走出火神山,选择英雄同行


■本报特约记者  刘会宾 王均波 记者 高立英

万先生今年45岁,是火神山医院收治的首批患者之一。48岁的赵玉英是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名军医。

2月4日,刚被赵玉英和战友们迎进病房,万先生就把短视频发到网上,晒出病号饭:“吃不完。”

因为一直通过自媒体向网友介绍“火神山日常”,感染八科一病区的万先生因此得名“火神山眼镜大叔”。

迈进火神山,万先生心里踏实了。他隔壁病房的尹奶奶,一直吵着要回家。透过门缝,万先生看到,尹奶奶把病床上的床单打成了一个小包袱,不管病区主任赵玉英怎么劝,她执意要走,甚至拔下氧气管。

看了一会儿,万先生才明白, 90岁的尹奶奶只会说一口纯正的武汉话,医护人员说的是普通话。看着两个人都急得满头汗,万先生走进去:“这是解放军的医院,放心。”

听见熟悉的乡音,尹奶奶放下小包袱,拉着万先生坐在她床上,还第一次主动向护士要了一杯水。赵玉英趁机给尹奶奶戴上了氧气吸入导管,夹上了指脉氧监测器。

病情转好,万先生主动帮助医护人员打水、送饭、拖地,到后来还可以协助医护人员推着轮椅送重病号去做检查。

万先生后来得知,赵玉英主任的父母也已经90岁高龄。这次出征武汉,她是瞒着二老来的。打那之后,他就总想多替赵主任做点啥。“我们多干一点,医护人员就轻松一点,大家都能早点回家。”在万先生带动下,志愿者越来越多,不少轻症患者主动帮助重症患者料理生活起居。

“你们救了我,更感动了我。”治愈出院后,万先生以自己在隔离病房里的日记为素材,整理出了近7万字的书稿。“我给这本书起名叫《大国大爱》,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正式出版。”万先生几次给赵玉英打来电话,恳请她为这本书作序。

这位写下过无数张病历的心血管专家,还是第一次提笔为自己的患者写序。她知道这不仅是一名病人对医生的感恩,更是百姓对军人的信任。

上午10点,献血车里,当鲜红的热血从导管流向离心机时,走出火神山医院已半个月的党先生打开手机微信,与赵玉英视频连线。电话这头,赵玉英左手举着手机,右手对着屏幕敬了一个军礼:“你们也是最美的逆行者!”

党先生是赵主任和战友们治愈出院的首批患者之一。还记得刚住进火神山那天,党先生就被病区主任赵玉英拉进了“感染八科医患交流群”。

党先生一看,这个微信群可真是够热闹的:除了医生、护士和患者,还有病患家属、朋友和社会爱心人士,加起来有140多人。

起初,党先生发现这个群里总有一些挠头事——

8床要求医生立刻给他输液,说“只吃药不输液”是对他不重视;10床翻出了转院前的药方,问医生为什么一换医院,连药也换了;17床追着医生问:“我是不是‘快不行了’才送到这里来的……”

群里随时有人喊“赵主任”,凌晨3点还有患者在群里问:“赵主任,我左边鼻孔有血丝,右边没有,怎么办?”

“群主”赵玉英则像一个永远在线的应答机,一一回复着群里的各种提问。每天,她发上三百多条微信是常态,最短的一个字,最长的一百多字。

“感染八科医患交流群”越来越热闹,成了 “红区”和“黄区”、医护和患者、患者和亲属之间沟通的桥梁,一揽子解决了隔离情况下的联络难题。

几天后,党先生突然发现,微信群里悄然发生改变——找医生打针输液的少了,怀疑自己“快不行”的少了,要订饭菜的多了,需要剪指甲、理发的多了。

后来,党先生又发现,微信群里冒出好几个医护人员建起的医患交流小平台。军医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随时为患者进行康复指导、复查提醒、病情评估。就算以后患者们康复出院了,也可以随时得到专家们的指导。

这些点点滴滴,党先生看在眼里,暖在心里。“隔离病房不隔离爱,大家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治愈出院后,党先生和很多患者一样,选择了“出院不出群”,唯一的变化是在自己的微信名字后面备注上“已出院”。受到赵玉英主任建群的启发,党先生出院后也拉起了一个“义务献血群”。

医生说,每名康复患者每次可以献血200毫升,但党先生执意要献400毫升。他说:“捐献400毫升血浆可以救治2名新冠肺炎患者,大家都行动起来。”

越来越多的患者和家属成为火神山医院的志愿者,这其中也有作为文字工作者的黄先生。

住在火神山医院十几天,黄先生看到,军医们每天的例行查房是如此认真——测一次脉搏氧、量一次体温、调一次心电监护……除了详细问诊,赵玉英主任还会亲自带着患者去做各项检查,每次查房的时间都有20多分钟。

原本,黄先生还以为自己是得到病区主任的“特殊关照”,可几天后他发现,赵玉英每天查房时对其他患者也都如此。从吃的饭菜是否合口味、热水器温度如何,到手机能不能充电、喜欢看什么节目……只要患者们有问题,赵主任都一一过问,尽力解决。

原来,赵主任一视同仁,对每名患者都这么好!黄先生发自内心为她点赞。

“好好吃饭,吃饭也是打仗。”这句话,常常挂在赵玉英嘴边,既是说给患者听的,也是说给医护人员听的。每天中午,赵玉英要看着患者们一个个把饭都吃完,才肯走出病区。黄先生留心算了算时间:除去穿脱防护服、洗澡和消杀的时间,赵主任每天走出红区就得中午两点多了。

赵玉英个子不到一米六,体重不过90来斤,瘦小的身体即便裹在防护服里都那么单薄。有一次,黄先生问道:“您午饭咋吃的?”赵玉英告诉他:“我午饭吃得可多了!”其实,餐厅的服务员早就记住了,有个女军医每天下午2点才来,总会给她留一份盒饭。

最让黄先生难忘的是出院时和赵玉英的“隔空拥抱”。2月15日那天,雪很大,黄先生和4名治愈的病友登上负压救护车时,对着前来送行的医护人员深情鞠躬。几米之外,患者张开怀抱,赵玉英也张开怀抱。风雪中,这个温暖的隔空拥抱,让一向笑容可掬的赵玉英泪眼婆娑。

这个拥抱的力量一直激励着黄先生。回到家,他拿起了笔,用心写出一篇篇文字,记录这场“战疫”——

李先生开着自己的新车,加入了志愿车队;付女士加入了献血群,已经完成了第一次血浆捐献;“大个子”吴先生,在社区当起了搬运工……

走出火神山的人们,从康复的患者变成“志愿者”“支援者”,他们选择了与赵主任一样的英雄同行。

黄先生说,虽然自己的力量很微小,但是能为抗疫做出哪怕一点贡献,也是对这群白衣战士最好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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