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财：军旅文学在世界上有一种更为通行的说法叫“战争文学”，后来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军事文学”以及再后来的“军旅文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处于和平年代，“战争文学”已经逐渐走出了“战争”，向更为广阔的军事领域拓展和延伸。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拓展”，“战争文学”不断偏离“战争”的本质，并逐渐失去其独有的魅力。和平年代的军旅文学，应该如何寻找自己的新定位、新突破？这是令很多写作者感到困惑的问题。对此，您有何见解？

傅翔：称之为战争文学、军事文学或者军旅文学，这也是出于评论家概括和命名的方便。文学最重要的是关心人，作家的目光最终要穿透军事或者战争本身，达至作为生命本体的人，这是很有难度的，也是长久以来，我们的文学创作中容易忽略的问题。

李尚财：从题材上讲，长篇小说《突出重围》曾经给世纪之交的军旅文学带来一些新气象，有人称之开启了一种“演习模式”，后来又有了《DA师》《高地》《垂直打击》等一系列以“军事演习”为背景的小说和电视剧，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的确，《突出重围》这类作品跨出了军旅文学题材上固有的“三大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生活”，成为一条新的支流。“演习模式”之后是什么，能否找到新的题材生长点，这也成为后辈年轻作家的一种共同焦虑。然而，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作家们持续探索，然而并没有取得令人惊喜的新突破。

傅翔：我以为问题就恰好出现在你所说的突破方向上。一味地希冀通过外在于人的所谓题材的拓新来达到创新的目的，这其实是作家能力低下的一种表征。实际上，题材与内容的变化只是时代变迁的自然结果，把握这种变迁是作家理所当然的职责，当然也是进行更高水平创作的基础。能够准确地概括和判断这种时代变迁的实质，进而将这种变迁背后所蕴含的人性、人情与人心深刻、准确地揭示出来，这才是优秀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李尚财：长久以来，军旅文学经常被诟病为观念陈旧，作家们也迫切地希望在“观念”层面出新。徐贵祥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打破了敌我双方人物塑造上的藩篱，不但把我军写得英勇高大，对敌人形象的塑造也较为客观准确；不仅敌军人物有缺点有失误，我军亦有缺点有失误。作家把对不同理想的追求与对一种高尚人格的向往巧妙地融合起来。这种观念的更新和进步，也使得后来的军旅文学不再停留和满足于对敌人形象的“脸谱化”书写。

傅翔：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实际上还远远不够。因为这还只是对旧观念的一种突破，还没有真正地深入到人与人性本身。

我们常说作家要更新观念，就在于作家受到太多观念层面的束缚。跳开历史的局限去看，问题实际上很简单，那就是你写的是不是真正的人，是不是真正的历史。

李尚财：如果说“题材拓新”与“观念更新”是有效的，那么，军旅文学未来还应该如何创新发展呢？毕竟，曾经的创新引发跟风模仿，过一段时间又会衍生出模式化的问题。

傅翔：我的观点刚好相反。此类题材与领域是否写得尽善尽美暂且不说，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文学题材都是不可能穷尽的，如生死、爱情、战争。军事也是如此，外在的东西可以相似，甚至故事也可能雷同，但人是不一样的，人也不会写完。因此，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模式化的问题，而是创作主体是否切进了人性的深处，是否进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当你真正触摸到了人物的灵魂，掂试出灵魂的重量，题材的问题或许早已不在作家思考、观察的视域之内了。

李尚财：一般来说，军旅文学写现实这一路，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比不过写历史这一路。虽然近年来，部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作家对这些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的理解、认知、消化还需要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新事象还没有成为新题材。

傅翔：一个小说家只关注于挖掘新事象、新内容，希望找到“新路子”来进行军旅文学的革命，我觉得这并非文学的正途。我觉得似乎可以换个思路，与其整天琢磨如何宏大、怎样壮阔而不得，还不如踏踏实实地研究一些具体的问题，关注战争特殊环境中特殊的人、个性的人。

我们对战争文学的创新与突破，不应该总是轻飘飘地停留在题材创新的层面，不能仅仅满足于占有或者挖掘到一个所谓的好题材、新故事。不去反思、体察、体恤极端经验中的人，就很难贡献出有新意、有高度、有深度的思想。这样的文学，又怎么谈得上创新和突破呢？

李尚财：以你的观察，国外战争文学中，有没有一些独特的经验，可以引入到我们的军旅文学创作中来，给军旅作家提供一种启示？

傅翔：这是肯定的，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如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等，看似都是老生常谈的作品，这个名单可以很容易拉得很长。但是在我看来，这些经典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写人，写战争给人带来的苦难与摧残，写战争背后的爱、坚韧和力量。

真正优秀的文学，需要提供对人类的深刻洞见，要有对人性的深刻挖掘与发现。因此，军旅文学不能仅仅满足于题材上的突破，而是要在人性上有突破，在思想上有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