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肆虐，城市封闭，勇敢与友爱携手，谣言与抢购迭起，恐慌与绝望交织……法国作家加缪1947年发表的小说《鼠疫》，虚构了以主人公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一批人，在奥兰小城与鼠疫奋力抗争的故事。

奥兰，既无美景，又没有草木和灵魂，人们过得浑浑噩噩却也不乏寻常的乐趣。然而，某年春天的时候，成群结队的老鼠涌上街头，吱吱哀叫，猝死在行人脚下。老鼠灭绝了，继而一拨又一拨的人感染疫病、走向死亡。于是，人人自危，如陷绝境。

面对疫情，里厄医生认为，“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决不能跪下求饶”。他没日没夜地救治病人，社会活动家塔鲁、小公务员格朗、帕纳卢神父也都加入了抗击鼠疫的志愿者队伍。

这场瘟疫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塔鲁因染上鼠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也找到了内心的安宁；里厄没有等到外地疗养的妻子归来，却接到了其病故的电报……

作者在小说结尾告诫大家：翻阅医书便可知道，鼠疫杆菌不会灭绝，也永远不会消亡，这种杆菌能在家具和内衣被褥中休眠几十年，在房间、地窖、箱子、手帕或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会等到那么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将其大批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里，给人带去灾难和教训。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由病原体（病毒、细菌、寄生虫等）引发的疫情始终都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威胁。病原体比人类更早来到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上，每时每刻都在裂变、在繁殖，也许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它们与我们”便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

“我相信人类和病毒必有一战，必将多次交锋，谁胜谁负，尚是未知之数。”作家毕淑敏在201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花冠病毒》中作出这样的预判。

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后，毕淑敏受中国作家协会派遣，深入北京抗击非典一线采访。由于一直找不到好的支点表达，迟迟未能动笔。8年后，她才开始动手写作。

小说的名字出自于作家虚构的病理解剖学家于增风教授之口。他发现引发燕市疫情的元凶，在电子显微镜下，像是一顶造型别致、玲珑剔透、装饰精美的帽子，于是将这一病毒命名为“花冠病毒”。

曾经当过军医和心理医生的毕淑敏，“始终迷恋于人的生理相似性和精神的巨大不相似性”，力求在小说中精准地解剖和描绘这些差异，刻画了抗击疫情中的众生相：有担当者也有市侩者，有高尚者也有算计者，有大我者也有背叛者，有通透者也有偏执者。

与加缪、毕淑敏以旁观者的角度写作疫病不同，曾经做过3年流行病防治医生的作家池莉，结合自己的经历和感悟，1997年创作了一部中篇小说《霍乱之乱》。她说：“当我不得不离开卫生防疫专业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把自己的担忧写成一部小说：人类尽可以忽视流行病，但是流行病不会忽视人类。我们欺骗自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小说中讲，某市防疫站流行病主任闻达，痴迷和钻研防疫事业，“对所有的流行病都怀有巨大的兴趣和热情”。然而，流行病室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边缘科室，“连最基本的敷料和棉球都不能得到供应”。

“霍乱发生的那一天没有一点预兆”。与别人的惊慌失措不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闻达像是换了一个人，指挥若定，应对有方，很快控制了疫情。

对于这次早已被宣告“消灭”但又卷土重来的霍乱，闻达的解释是：“我们可以理解成这一次消灭了。这一次不是永远。要记住，微生物与我们同在这个生活空间，它们无孔不入，它们的繁殖、变异是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一旦为它们提供了外因，立刻就会造成发病。”

在全民动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读一读这3部与病毒有关的小说，也许能帮助我们在回望中悟出一些道理，在反思中推动一些改变。疫情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疫情之后，从社会到个体都无动于衷，一切照旧。

（作者单位：63936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