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幅员辽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跨越数千公里。如今飞机、高铁、动车，实现了朝发夕至，距离不再是人们的困惑；手机在手，瞬间获得全球的信息，地球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村庄。

从福建闽西长汀到上海，乘动车大约10小时。然而，土地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朱德在闽西要获得党中央的指示，或者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却是极其艰难。1929年12月底，红四军的《古田会议决议》，交通员用了2个多月，才送到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手中。

没有电台，陆路上白区又纵横交错。怎么才能保证中央与苏区的信息畅通？在上海的周恩来更多地是从建立电台上去思考，并开始组装电台，在广州建立秘密电台；在闽西，毛泽东则更多地从“信使”上思考，手头缴获的电台无法修理，不现实。

闽西革命根据地1930年开始形成。三大困扰伴随而来，中央指示传达缓慢、国民党对苏区经济封锁、干部不足，成为苏区发展瓶颈。毛泽东、朱德与红一军团参谋长朱云卿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都主张建立一千多公里交通线。

交通线几乎走了一个“J”字形，从闽西长汀、永定往南到粤东大埔县茶阳走山路，茶阳换小火轮经汀江、韩江到汕头，换乘海轮到香港，再一次乘海轮赴上海。交通线从起点到汀江流域和韩江部分流域是客家地带，永定与大埔的华侨很多就是走这条水路从汕头赴东南亚的。永定籍客家人、红二十军军长卢肇西承担了开辟被喻为“苏维埃血脉”的红色交通线的任务。毛泽东、朱德、朱云卿认为，这条线以水路为主，乔装成华侨比较安全。

中央听取卢肇西汇报后，成立中央交通局，开辟通往各苏区的交通线。交通线对内称“苏区交通站”，对外称“工农通讯社”。交通站设3个级别，大站、中站和小站，中站由大站管辖，小站由中站或大站管辖。

闽西和粤东地处东南丘陵腹地，群山绵延。卢肇西在崎岖的山路上建立一个又一个交通站，并建立备用交通站，在党中央和苏区之间串联起一条红色血脉。

交通员采取单线联系，一站送一站。联络员牺牲，交通员就可能因无法证明身份，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有的交通员没有名分，经证明确认牺牲，定为烈士；有的交通员因身份暴露被捕牺牲，家人也受牵连。红军长征后，有的交通站被保留下来，继续发挥功能。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贡献被认可。

2014年10月31日，习主席在古田主持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议前，习主席接见了龙岩市的“五老”人员，其中包含了“老接头户”，实际上就是交通员。这表达了习主席对革命战争年代老交通员的崇高敬意，是对老交通员为革命所作贡献的最大肯定。

永定虎岗是大站，1930年12月至1931年10月成为闽粤赣边苏区中心，一大批军事干部通过卢肇西开辟的交通线进入虎岗，奔赴闽粤赣边各地。

叶剑英曾向同事讲述在虎岗的经历：“这是我第二次接触到实实在在的中国红色苏区热火朝天的气氛。想到马上就要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不禁有种跃跃欲试的冲动和说不出的兴奋。”《伍修权将军自述》描绘1931年初夏进入虎岗最初的情景：“我站在山顶举目望去，只见苏区山林田野，沐浴在一片火红色的落日余晖中。我深深地吸了几口苏区的空气，只觉它是那么清闲，那么香甜，连日的紧张、劳累和饥渴一扫而光！我们欢乐而轻快地直奔虎岗而去。”

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1931年4月被捕叛变，周恩来紧急转移中央机关各级领导人进入闽西赣南中央苏区，交通线增加了新的任务。

据永定当地党史资料记载，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化名伍豪，装扮商人前往中央苏区瑞金，入住大山深处的大埔县伯公凹自然村（今属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交通站邹端仁家。长时间翻山越岭，周恩来脚底起泡。邹端仁的妻子为他烧水烫脚，杀了唯一的母鸭接待。周恩来非常感动，想到邹家生活在贫瘠的小山村不容易，留下三块银元。邹端仁的母亲，将三块银元精心保存，期待有一天伍豪再到伯公凹，把三块银元还给他。后来这位革命妈妈，因儿子暴露被国民党抓入监狱折磨而惨死，没能实现把银元归还的心愿。

红色战线留下的革命史料太少太少了，有许许多多的英雄不为人知，有许许多多的事迹，还留在他们后人的心中。所幸人们开始深入挖掘这条血脉，发现这条“血脉”流淌出的崇高精神，为他们树起一座丰碑。

这是一条中国革命胜利不可或缺的，流向心脏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