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戈尔训练场，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一个山高水远、人迹罕至之地，“东方-2018”战略演习却让这里吸引了世人的目光。这次演习，我军应邀派出约3200人、各型装备车辆1000余台、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30架参演，充分展示了我军改革的新成效。当前，我军领导指挥体制“联”的壁垒已被打破，“联”的机制初步构建，同时需要建立基于联合、平战一体的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体系，为体制优势向打赢胜势转化提供坚强支撑。

为什么说用兵有章法打仗才能有胜算？

《尉缭子》中讲：“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意思是凡统兵作战，必先建立法规制度，只有这样，士卒才不会混乱，军队才能打胜仗。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屡破强敌，既源于戚家军“严号令”“明恩威”，更在于其用兵有章法。戚继光发明的“鸳鸯阵”，以12人为一作战基本单位，长短兵器互助结合，可随地形和战斗需要不断变化，专门克制单兵战斗力强但不怎么讲究阵法和战法的倭寇。每当戚家军与倭寇对阵，虽然敌方好勇斗狠、“狂啸不已”，但戚家军各个分队整体作战，在相互配合中逐一歼敌，常令倭寇一败涂地、望风而逃，充分彰显了“章法”的威力。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学术界对这场战争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和反思。一些军事专家提出，战争初期日军之所以作战凶猛、推进迅速，很重要的就在于他们“作战组织严密，攻防有章法”。拿淞沪会战来说，尽管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艰苦抵抗，但由于装备落后、体系繁杂、指挥混乱，最终丧师失地。而日军每次进攻作战都严格遵循作战条令和计划步骤，军种行动联合，火力协同，相互配合，充分发挥了整体战斗力。

当今时代，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作战力量、作战单元、作战要素更为复杂多样，战场在陆、海、空、天、电、网等全域多维空间展开，军事力量运用的时效性、专业性、精确性要求越来越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参战部队没有法规制度规范，不仅会打乱仗，甚至可能打不了仗。

当前，我军担负的使命任务不断拓展，军事力量运用常态化、多样化特征凸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国家安全战略需求，用全新视角、前瞻眼光推进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建设，从军事战略指导、联合作战指挥、联合作战行动、联合作战保障、战备工作等方面，对怎么准备打仗、怎么打仗进行规范，发挥军事力量的战略功能，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确保部队随时能够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

为什么要与时俱进创新军事战略指导？

“加印3万册，又加印5万册，一次次加印！竟如此畅销！但这本书，既不是惊险小说，也并非浪漫故事……”2018年年底，一本名为《重读〈论持久战〉》的中文书在国内的出版和热卖，引起了美国《华盛顿邮报》的高度关注。80多年前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为何能穿越时空而魅力依然？因为里面蕴藏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智慧。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速胜论”和“亡国论”，科学预测抗日战争防御、相持、反攻的战略阶段，准确回答抗日战争为什么能胜利、怎样取得胜利等战略问题，为夺取抗战全面胜利提供了正确战略指导。这充分证明，军事战略科学准确，就是最大的胜算。

从大国兴衰规律看，国家崛起大都离不开有力的军事支撑和准确的战略指导。中世纪的英国，奉行欧陆扩张战略，与法国展开争霸。战争初期，虽然它凭借著名的“长弓兵”战术占领法国大片土地，但由于没有认清自身需长期跨海征战的地缘劣势，又始终把法国这个当时欧洲陆战第一强国作为对手，导致战争持续116年并最终失败。15世纪后期，英国放弃陆上争霸思路，走向海洋并大力发展皇家海军，先后打败西班牙、荷兰、法国等，掌握了制海权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毛泽东曾指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为什么能席卷欧洲？靠的就是它的坦克集群和“闪击战”理论。坦克是英国发明的，第一本关于坦克战的专著《装甲战》也是英国人富勒写的，但这些都没有引起英军重视，反而被德军奉为至宝，最先形成适应机械化战争的战略指导。所以，虽然当时英军、法军、苏军的武器装备与德军相差无几，但由于作战理论的陈旧僵化，他们的作战集群很快陷入被动。事实证明，战争指导上的代差比武器装备的代差更可怕。当前，战争形态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们只有加强对战争问题的研究筹划，不断创新战略指导和作战思想，才能应对今天的战争、打赢明天的战争。

军事战略的生命力在于因时而变、应势而动。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军建设实践，军事战略的每一次重大创新发展，都极大推动了军事斗争准备，有力地指导了军事斗争实践。对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进行改革，必将增强军事战略指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筹划指导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起到引导作用。

为什么创新军事力量运用政策要在“联”字上求突破？

前几年，曾令伊拉克和叙利亚挠头不止的“伊斯兰国”占据两国半壁江山，如今大势已去。这一逆转，与俄罗斯强势军事介入、多次对“伊斯兰国”实施空袭密切相关。作战过程中，俄空军从驻叙利亚某军事基地出动苏-25SM、苏-24M等战机，从本土出动图-22M3远程轰炸机、图-95MS和图-160战略轰炸机，海军从里海和地中海发射巡航导弹，叙利亚军队则重点清剿恐怖组织有生力量并为俄空袭提供引导。这一系列军事打击行动，融多方向、多军种、多国军队为一体，堪称一体化联合作战的典型案例。

现代战争，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基本作战形式，作战指挥的复杂程度、诸军兵种的联合难度、兵力兵器的协同强度、作战进程的推进速度等都远非昔日可比。只有健全完善的政策制度体系，才能把不同作战平台、不同作战系统、不同力量体系、不同军兵种有效统筹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

从外军的经验看，制定一系列联合作战法规制度是建立健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关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各军种恶性竞争日趋激烈，以至于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我们美国的三军要是拿出互相斗争的这种劲头，这场战争早该结束了。”为解决这个问题，1947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确定成立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强调军种联合；1958年通过的《国防部改组法》，废除“军种代理体制”，确立了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在作战指挥链中的主体地位；1986年通过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废除“一致通过原则”，不仅增强了参联会主席和战区联合司令部司令的权力，而且明确划定职责范围，为美军联合作战能力快速提升打下法规制度基础。这些年，美国军政高层通过纲领性法规文件，彻底将“军种利益至上”转变为“联合至上”。

当前，我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初步建立，但仍然存在界面不清、机制不顺、运行不畅等问题。这次改革，秉持联合作战、联合制胜的思维理念，以构建新一代作战战备法规体系为重心，就是为了进一步明确指挥权责和指挥关系，规范创新作战方法和流程，使军委、战区两级联指实施联合作战指挥有法可依、职权分明，确保一体化联合作战的协调顺畅和灵活高效，推动我军实现由“浅联”向“深联”、从“形联”到“神联”的转变。

（执笔：陈东恒、董俊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