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初冬的寒风吹落树叶，一个文学老人也走了。高玉宝是上世纪60年代家喻户晓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半夜鸡叫》《我要读书》曾激起亿万读者心中的涟漪。得到高玉宝逝世的消息时，心中炸响一声闷雷，自然开启了我记忆的大门。

那是17年前的一天早晨，我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里传来了高玉宝的声音，他是从大连打来的。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我那篇《又见高玉宝》的文章他看了，他一再说：“过奖了，我做得还不够。”他还说：“趁这把老骨头还硬朗，为群众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省得留下遗憾！”老高的一番话，勾起了我的回忆：那是一年的6月，我到大连疗养，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见老朋友高玉宝。可是，电话里高玉宝的儿子告诉我，他到石家庄作报告去了。看来，我只有耐心等待和他见面的机会了。

我和高玉宝是老朋友了。30年前，我俩曾一同到大连小王岛体验生活。漆黑的夜色中，我俩一同站岗，耳边响过一阵阵海浪拍岸的声音，至今难忘。从那时起，我俩的心灵就拥抱在一起了。我俩之所以情投意合，更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出身、他的品质、他的豁达，与我的思想有着共鸣。尤其是他的朴实，他的“贫民”意识，他对党、对军队、对人民的忠贞不渝，深深地影响着我。虽然，他远在大连，我身处北京，可他的这些品质像星光火炬，遥遥地辉映着我，感召着我。每当我遇到困难或思想上的不愉快，心中总是闪过高玉宝的身影。这样的朋友怎能不让我珍惜呢？

在大连休养期间，我俩终于相见了。巧得很，那天是6月8日，正好是高玉宝入党的纪念日。他兴冲冲地说：“今天是我的生日，52年前的今天是党给了我永恒的政治生命！”由此，他又说起当年入党的事。1948年年初，他入伍后第一个月发了津贴费，拿着沉甸甸的3块大洋，他首先想到的是哺育他的共产党，是共产党使他当了兵，过上了舒心的生活。一激动，他找到班长要“交党费”。班长莫名其妙地问他：“你是党员吗？”高玉宝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啊，谁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指导员耐心地告诉他，共产党员是经过战斗考验的先进分子，你刚入伍，还要努力才行。高玉宝这才明白，入伍不等于入党。指导员知道高玉宝出身很苦，放过猪，当过小杂工，是棵革命的好苗子，就问高玉宝：“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吗？如果愿意就写个入党申请书吧！”

这可难住了高玉宝，他从小给地主放猪，斗大的字不识半升。说到这里，高玉宝掏出一张名片，另一面印着当年他画的“入党志愿书”，有图有字，几幅图形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从心眼里要入党”。“毛毛虫”代表“从”，“心形图”代表“心”，“眼睛”代表“眼”，“梨”代表“里”，“咬”是“要”的谐音，“鱼”是“入”的谐音，“钟”代表“钟声当当——党”。他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肌体的一部分。我手捧着这篇特殊的入党志愿书，热泪涌出了眼眶，那上面跃动的是一个战士的心啊！我的眼光定格在高玉宝黝黑沧桑的脸上，一道道皱纹深藏着他60年的军旅生涯，更深藏着他对党、对军队、对人民的一腔赤诚。

是的，70年来，“文革”风雨、商品大潮，不管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高玉宝那颗向党的心从没有动摇过，他忠诚于党，倾尽心血地写自己的小说。在他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后，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春艳》《我是一个兵》《高玉宝续集》。在写小说之余，他还默默地做着另一件事：传播革命传统。几十年来，全国有16个省市、317个单位聘请他为校外辅导员、名誉校长、编外指导员。我看到他饱满的精神里激荡着一种情绪，他执着的眼神闪烁着一种光芒。那就是向上的激情和自信。老高说，每当他作完一场报告就像打了一场胜仗，夜里睡觉特别香，有时会梦见一片青松、一片鲜花！老高说，我义务作报告，不图名不图利，只要对年轻人有积极的影响就足够了。说这话时，老高把双手摊开，一脸认真。看老高外表那轻松乐观的样子，不了解他家境的还以为他的日子很舒心。其实，他的心里压着几块大石头，单位改制后他家子女也有下岗的，靠每月发给的补助生活。他鼓励孩子们学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生存的技能，尽快找到能发挥本领的岗位。就在我们谈话时，老高还盘算着第二天赶回老家看望病危的叔父，让老伴准备一些药物什么的。老高啊，真是个刚中有柔的东北汉子！

那次见面时，高玉宝悄悄告诉我，他脑子里正在酝酿一部题为《人生》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他一生的总结。老高用握手的力量传递给我这样一种信息，等着瞧吧，高玉宝不会寂寞的！

时光荏苒，一晃又是十多年过去了，期间我与高玉宝常有电话联系，但少有见面。只是在心里惦记着他，渴望早日读到他的小说《人生》。高玉宝突然走了，令我茫然失措，也不知他的小说《人生》写完没有，但我在想他的全部生命过程不就是一部活着的有血有肉的小说吗？高玉宝，一定会成为文学星空中一颗不落的星辰而永远被我们记忆和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