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非，舞蹈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编导，1949年1月出生，1959年12月入伍，曾任原空政文工团团长。参加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的演出，代表作有舞蹈《送别》《起飞线上》、舞剧《伤逝》等。他是舞剧《红梅赞》的艺术总监、第五次复排歌剧《江姐》的导演，曾担任《强军战歌》演唱会、“和平号角-2014”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首届军乐节导演。他导演的民族歌舞晚会《当兵走边关》《情暖边关》《筑梦边关》获第三、四、五届全国少数民族会演大奖。2009年，他被中国舞蹈家协会授予中国舞蹈艺术“突出贡献舞蹈家”称号。

记者：您15岁时参加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能讲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仇非：1959年，我被招入原空政歌舞团学员班。当学员时，我们参加了很多活动，一次非常珍贵的经历就是1964年参加了《东方红》的演出。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我参加了“秋收暴动”“遵义会议”“陕北会师”“渡江”等段落的演出。演出时，上个段落一结束，就得赶紧跑到后台换下一段落的服装。后台在夹层，场地小，演员多，全是长条板凳。我们3个人分1条长凳，换完服装叠好，然后安静坐在凳子上等着。一旦接到候场通知，我们立刻排成一队，左手拿道具，右手扶着楼梯扶手到大会堂西门厅准备上场。在排演《东方红》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学员跟老前辈学到了很好的艺术作风，加强了我们的集体观念，并熟悉了解了舞台。

记者：1970年前后，您从一名演员逐渐参与到舞蹈创作中来，《起飞线上》是您参与创作的第一个舞蹈，您也是该舞的领舞。这个舞蹈当时在部队演出时非常受官兵欢迎。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仇非：一开始我也没想搞创作，作为演员，我经常给编导提意见。有人就说，那你来编。当时很年轻，也不怕，心想编就编。我们几个演员就一起想些方案，总想着这个舞蹈还可以怎么体现。后来，我调进了创作组。《起飞线上》的创作是在程心天老师的帮带下进行的，是反映飞行员军事训练的舞蹈。我们多次去部队，一待就是1个月，认识了很多飞行员，了解了飞机从起飞到着陆的全过程。有一次，我们甚至还看到飞行员进行一级战备演练的场面。这个舞蹈是有生活基础的，所以演出才能成功。创作得有源头，你想用舞蹈表现军人，就要了解军人的情怀、军人的气质。好的舞蹈是对军人本身形体和气质的一种情感的放大，它一定是有兵情兵味的。

记者：您组织创作过《蓝天长城》《精神文明赞》《绿色年华》《走在春风里》《飞向新世纪》等多台晚会，反响都很好。比如晚会《蓝天长城》，既是反映时代发展的大主题，又充满浓郁的空军特色，受到军内外观众的认可。您认为好的节目应该是什么样的？创作好一台晚会要考虑哪些因素？

仇非：还是那句话，好的节目就是要接地气的，要有兵情兵味的。编导不能把自己的感觉当成是战士的，不能是自己臆造的或是想出来的，而要从生活中提炼、从生活中提高。就《蓝天长城》晚会来说，一开幕就是一片云海，一下将观众带入空军的第一视角。突然，云海消散，在威武雄壮的音乐声中，舞台上出现40个飞行员，叠加女高音，演唱：“我是雷，我是风，我是朝霞，我是彩虹，我就是天空。”这是阎肃老师写的词。这完美地展现了空军守卫蓝天的豪迈气概。在舞蹈设计上，我们借鉴了杂技的倒板技术，演员可以倒成斜45度，模拟飞行的样子，体现出空军的属性特色，当时观众的掌声“哗”地就响起来了。所以，想创作一台好的晚会，就要寻求一种新的表现方式，同时还要用准确的舞蹈语汇去体现、准确的舞美手段加以烘托。在这台晚会上，我们在国内率先使用了电脑黄金灯，舞台灯光的照度及色彩千变万化、焕然一新。当时，舞美灯光协会的专家还专门观看了晚会并召开座谈会。搞好一台晚会，需要“风正、气顺、人和、艺精”的内部环境。上世纪90年代，我们以业务建设为中心，以创作为龙头，带动文工团的全面建设。我们每年都组织一次集体到部队采风，并组织一次笔会。阎肃、羊鸣、张士燮3位老艺术家都60多岁了，仍坚持每年都与创作组其他同志一起下部队体验生活。

记者：到部队采风的收获有哪些？

仇非：我们到部队采风不仅仅是参观座谈，阎肃、羊鸣、张士燮等老同志还会给官兵普及音乐知识、写诗歌，教唱他们为部队创作的师歌团歌，还有的创作员教战士吹奏乐器、识谱。我们有很多作品都是从部队采风中得到的灵感，比如歌曲《说句心里话》《父老乡亲》《一二三四歌》《天职》、舞蹈《情怀》《云上的日子》等。对我来说，印象深刻的就是舞蹈《云上的日子》的创作。舞剧《红梅赞》的导演杨威，刚调到空军不久，想创作一个关于伞兵训练的舞蹈。因为我到过伞兵部队多次，参加过伞兵跳伞训练的全过程，就向杨威介绍伞兵的工作、训练和生活情况，比如伞兵如何上飞机、怎么出机舱、如何叠伞等细节。基层采风带回来的内容是鲜活的，而越鲜活、越接地气就越能产生鲜明的舞蹈形象。舞蹈《云上的日子》抓住新兵第一次跳伞在机舱内复杂的内心活动，以及最终战胜心理障碍、成功完成训练任务的过程，为表现军兵种特点、挖掘人物内心进行了成功的探索。

记者：舞剧《红梅赞》获得国家文华大奖、解放军文艺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5项大奖。您作为这部剧的艺术总监和艺术统筹，能否介绍一下创作历程？

仇非：我记得，那是在距离建党80周年还有一年半的时间节点上，在创作会议上，大家提出，我们应该沉下心来搞一台能够留得住的剧目, 为建党80周年献礼。创作组组长张士燮的建议是搞一部舞剧，阎肃、羊鸣也希望创作一部有影响的作品，但肯定不能是歌剧《江姐》的翻版。编创舞剧《红梅赞》的方案得到领导和机关的认可，并在各个方面给予了支持和保证。当时我带着创作组到重庆渣滓洞体验生活，积累创作素材。经过反复试排、推翻重来、舞台合成，2001年7月，舞剧《红梅赞》在保利大剧院亮相，很多舞蹈界的专家都前来观看，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得到观众的认可。

记者：第五次复排的《江姐》在国家大剧院排演过程中，压缩了半个多小时的篇幅。为什么作出这样的调整？

仇非：2007年，国家大剧院刚施工完，需进行试运行，就邀请原空政文工团在大剧院戏剧厅演出第五次复排的《江姐》。戏剧厅的舞台台宽18米、可用进深40米、高度13米，透视度很好，有多种推拉升降设备。《江姐》的复排必须根据这个舞台提供的现代化设备设施、多层次的表演空间进行编排，对场景灯光及演员的表演上都进行了调整。另外，我们根据观众的审美及习惯，要把原本3个小时的演出时长进行压缩。我们一段一段地看、一段一段地删，仔细研究哪个词不说、哪个唱段不要。最后，砍掉2430多个字、取消中场休息，演出时长压缩到2小时18分钟，保证了演出的成功，在国家大剧院现代化舞台上展现了歌剧《江姐》永恒的生命力。这得益于我们老艺术家在艺术上宽广的胸怀、不断创新的精神，及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

记者：您曾多次到部队慰问演出，对现在文艺轻骑队的演出和创作有什么建议？如何创作出官兵喜欢的军旅舞蹈？

仇非：我们那时候一下部队演出就是两三个月，乘坐的是卡车，自己背着背包，演出器材都放在车上。一到部队就卸车装台、整理场地，有时在地面铺上卡车篷布就开始演出了。部队官兵看到有这样一支文艺轻骑队来演出，很高兴。当时文工团对演员的要求是“一专三会八能”，我们不光会跳舞，还要学曲艺、器乐、小品等，所有演员都要参加装台卸台、打灯光、卷幕布等工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野战文艺为什么那么受欢迎？是因为我们下部队演出绝对不给部队添麻烦，不影响部队的战备训练。另外，我们还根据部队的具体情况深入基层，为官兵服务。

任何创作都要从生活中来，再到生活中去。舞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更需要有扎实的生活素材加以提炼，并吸收其它艺术元素，才能形成舞蹈创作的出新。军旅舞蹈，要表现人，要表现现代军人，就要去挖掘军人的情感、扎根部队深入基层，要从战士的气质和情感出发，不断用丰富的舞蹈语汇、充满时代感的舞蹈语言，讲好现代军人的故事。

（夏董财、王 轶整理）

采访手记

那些“没想到”

■袁丽萍

采访出发时，我的心里略有忐忑——

当团长、当导演，仇非对作品把关严格、对团员业务能力要求高，在业界是出了名的。这样的艺术家，会不会难以接近？

更何况，他是习惯于用形体表达情感、塑造形象的舞蹈家，会不会跟我们聊一会儿就冷场？

让人没想到，他竟如此健谈、可爱。

一聊两个多小时，他用京腔京韵讲起那些故事，俨如评书，生动极了。他活灵活现地描述当年参演《东方红》的情景，那份小学员一板一眼的认真和跟着老艺术家学习的激动，让人感同身受。讲到《飞夺泸定桥》，他兴之所至，手舞足蹈，索性站起身来亮了个相，身姿挺拔，仿佛还是当年那个勇敢坚毅的“红军指挥员”。

在仇非这儿，“让人没想到”可能是个高频词：打造特色晚会、将杂技技巧引入舞蹈、大胆采用新式舞台灯……

人们常说，创新思维，是艺术发展的动力和艺术家的生命力所在。仇非的作品和经历，便是对这句话的生动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