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被调到位于锦州的某部工作。搬家时，最值钱的家当要数那台“沈阳牌”黑白电视机。那时候，看电视快乐之余也有苦恼。电视机接收信号差，杂音“哗哗”作响，雪花点满屏幕乱飞，还得反复转动天线寻找最佳效果。儿子已上小学，扔出的话带有揶揄成分：“搬了新家，电视也该换新的了吧？”说罢，瞟了我一眼，小鼻孔发出清晰的哼哼声。见哥哥放了头炮，妹妹乘势放出了连珠炮：“可不是嘛！可不是嘛！看的全是雪花点儿，雪花点儿。”孩子妈妈在一旁抿嘴窃笑。显然，我成了出气筒。我何尝不想换彩电？可是，彩电在当时还属于紧俏商品，市场上很难买到。

不承想，建军节前夕，锦州市五金公司要来师里慰问，还带来一批进口彩电卖给随军家属。当我把这个喜讯带回家后，两个孩子高兴得活蹦乱跳，满屋子撒欢，连声说：“看彩电啦！看彩电啦！”闹腾了好一阵子才消停下来。

当晚，我们夫妇久久未睡，反复合计那点所谓的家底，决定缩减开支，添置彩电，圆全家人的梦。

第二天早上我离家时，儿子冲我晃了晃握紧的拳头，命令式地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女儿也在一旁顽皮地附和。我畅快地应答：“放心吧，今晚必定看上彩电！”

那天，五金公司慰问团一行人离开后，已是万家灯火。我抱着崭新的16英寸“日立牌”彩色电视机，兴冲冲地往家属院走去。走进家属院，望见自家窗户上的灯光时，我仿佛看到了家人渴盼的眼神，脚步愈发急迫。但我忘记了固定晾衣架的那根斜拉线，一步绊上去，身体失去控制，趔趄着向前冲去，顿觉一股凉气从脊梁骨直冲脑门，心想：“惨啦！”可不能摔了电视机，我在心里默念：“稳住，稳住。”可是两脚却不听使唤，身子前冲，我“噗通”倒地，摔得胸部隐隐作痛。电视机脱手，扔出去足有两三米，落地又滚了几下才停住。我挣扎着爬起来，正想弯腰去抱电视机，忽听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叫：“妈呀！不好了，我爸把电视机摔啦！”我扭头看去，原来是女儿站在门口一直等我，却看见了我扔电视机的“惨剧”。我赶忙抱起电视机，迅疾走到门口，颤声对女儿说：“别哭，别哭，快进屋。”女儿抽噎不止，脚步声踢里趿拉，更衬托出我的狼狈相。

进屋后，我顾不得喘上一口大气，颤抖着双手为电视机插上电源线，打开开关，调天线。屏幕上映出了彩色画面，音质良好，电视机毫发未损，女儿破涕为笑。我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不禁长吁了一口气。那一夜，全家人围坐看电视，直到深夜，才依依不舍地关掉电视。

第二天，我到单位，机关管理员诧异地对我说：“昨晚不知是谁在家属院把电视机扔出去了，吓得孩子‘哇哇’大哭。”我不禁两颊发热，忙接过话头：“嗨！别提了，那就是我啊！”管理员“嘿嘿”地笑着，说：“不就是看个电视嘛，你也太心急了。”我说：“你可不知道电视在我家可是关乎三代人的梦想，岂能不急？”管理员似乎有点发蒙，我便向他讲起了事情的缘起。

孩子上幼儿园以前，一直是父亲帮我们看护。父亲生性好热闹，在乡下哪儿人多往哪儿凑。可是，进了有哨兵把守的机关大院后，闷得慌，人也渐渐地打蔫。好在后来机关俱乐部开始放映电影，但俱乐部容量有限，每家只发了一张票。父亲不知情势，早早就张罗看电影。那天，我把两个孩子拢进里屋，希望说服他俩把电影票让给爷爷。兄妹俩心有不甘，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但还是做了让步。

看完电影回到家，父亲兴奋得手舞足蹈。他对影片中的高楼大厦心生怀疑，问我是不是假的。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他连声说：“真了不起。”他转身看见委屈的孙子孙女，惭愧地说：“要是能把电影缩小了搬到家里来演，咱老少三辈一起观看，那该多好。”不料儿子抢白父亲：“您那是白日做梦。”父亲脸红着回应儿子：“也是，也是。”忽而又不甘示弱，争辩说：“那可不一定，现在的人多厉害啊！高楼大厦都建起来了，还有啥事儿办不到？”

到了1980年的腊月，年味儿渐渐浓起来。一天，父亲满脸惊奇地说：“斜对面邻居家真的把电影搬到家里放映啦。”我赶紧过去看个究竟，原来是人家添置了黑白电视机。我们两口子听了价钱后直抽冷气，便悄没声地把这事儿压住，不提不念。可是每到晚上邻居家看电视，父亲就悄悄地溜到门口，耳朵贴到门上，歪着头听热闹。两个孩子也跟着凑热闹，吵着过年要看电视。面对来自老和小的双重压力，我们两口子心里明白，没有电视看，这年肯定过不好的。一狠心，放弃了全家添置新衣的打算，向孩子大姨家借了钱，加上积蓄，赶在春节前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从此，父亲整天乐得合不拢嘴，晚上守着电视机舍不得挪窝，嘴里常感慨：“真是美梦成真啦！”

听我一番话，管理员笑了，随之说：“看来你们家这电视机的分量，确实是够重的了。”

1982年，家里终于有了彩电，可惜父亲已经去世，他老人家没能享受这个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