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西安到延安的动车上，进入延安地界，隔着车窗玻璃，就能看到远方山头上的绿纷纷跑下山来，而沟壑里的绿努力地沿着车轨往上攀爬，仿佛在向走进延安的客人们打招呼。

满天满地的绿，让延安看起来像是一块翡翠。这与人们过去对延安的印象大不相同。

在摄影、电影和人们的讲述里，延安，是黄色的。

刀劈斧凿的山峰是黄色的，游动的梁峁沟坡是黄色的，弯弯曲曲的黄河水就像沸腾不安的黄铜。藏在黄色的山体里的是黄色的窑洞，那窑洞的拱门，自然也是被黄土浸染的黄。黄色的玉米，堆放在黄色的窑洞里。大风刮过，黄色的尘土遮天蔽日。太阳孤零零地挂在天上，仿佛一块煎老了的鸡蛋黄。安塞鼓敲起，鼓手们的脚下，黄色的尘雾腾起。

延安，是黄色的。即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是如此。

人们的衣着是黄色的。即使是原本灰色的军装，因为经过多次的浆洗，也会变成和这里的山川大地无比契合的黄色。而且，黄得特别有性格，仿佛经过了黄河水的洗礼，以及延安风的吹彻，也有了这黄土高原上峰岭沟壑一般凛然的力道。

这黄色的尘土也与伟人相处甚安。1941年某个八路军干部会议的会场上，一个窗户纸破了一半的窑洞前，额头敞亮的人两手撑着腰在做报告。他灰色的军装前胸和下摆都是一片不均匀的灰白，一看就知道是随处沾染的黄色尘土。他讲得尽兴，可能并不觉得这尘土碍事，他根本来不及腾出手来拍一拍。

在舞台上演出的人们衣衫也是黄色的。文艺座谈会后，艺术家们创作出了《兄妹开荒》。舞台上，扮演哥哥的人戴起了白羊肚手巾，穿上了白色衬衫，手里拿着锄头挥舞着。可是，照片里的哥哥，白羊肚手巾和白衬衫这两件道具，白得那么浑浊，好像被黄河洗过一样。

而当地的人们，就更加彻底地笼罩在这种颜色之中。比如被称为老乡的当地老汉，穿着黑色的棉袄或白色的皮袄，嘴里叼着长长的烟斗。他的前面，或许是一群毛色黄黄的羊群。而老汉烟斗里冒出的烟，竟感觉也是一团一团的黄！

即使延安人声带上的延安，也是黄色的。被称为酸曲儿的信天游，那是在极度贫瘠的自然条件下迸出的爱与死，是风掀起黄土高原漫天的黄的呼喊！

……

千百年来，延安人习惯了如此的黄色。那黄色是延安人的胎记，是世袭的命定的家乡。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延安定义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可这么些年过去了，延安人世世代代还不就在这黄土中安下了家？

可到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推行退耕还林政策，延安人坐不住了。延安人开始思考：黄色难道就是延安人无法摆脱的宿命？延安人可不可以让这光秃秃的家乡，变成杏花微雨江南般的美好家园？

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延安人渴盼却又犹疑。在吴起县南沟景区办公区内露天的一个摄影展览上，我发现一张记录这一时期人们心态的照片。照片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在前面讲着，拿着镢头的人们呈扇形围着他，边听边把头靠在了镢头把上。他们的神态是将信将疑的，他们的衣服上不规则地布满了黄色的尘土，他们眼睛里的光意味着，他们并不是那么容易被说服。

是呀，为了改变黄土地的生存环境，延安人不知道有过多少次植树造林的记录。可是，黄土地的环境并没有丝毫改变。难道这次就能有个准？再说，都把田地退了种树，延安人吃啥？上头说会给退耕补助，多少年是个限？

然而延安人还是扛着镢头走上了山川。他们是革命者的后代，革命是他们的传统。革命就意味着不信邪，就意味着要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同样在这个摄影展的不少图片里，我看到一些干部模样的人在指指点点。他们中很多应是专业技术人员。因为延安人明白，只有科学植树，造林才有望成功。

在吴起县的退耕还林展览馆里，我看到照片里荒山上到处都是人。他们干得热火朝天，脸上的表情，从怀疑换成了希冀。毫不怀疑，他们的血脉里，涌动的是当年与中央苏区的红军战士并肩作战的吴起先辈同样的战天斗地的激情。

我在展览馆里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个主题为“兄妹造林”的蜡像。蜡像与真人一比一制成， 看起来像真的一样。年轻的哥哥穿着深色中山装，脖子上搭着一条白色毛巾，妹妹呢，头上戴着防风沙的黄色丝巾。他们的身上脏兮兮的，额角都是汗水。可是他们全然不顾。或者说，没有什么能改变他们心中的意志。他们的身边，一棵棵小树苗在生长，而背后是无边无际的荒山，这意味着他们的任务还很重很重。毫无疑问，这是延续了当年话剧《兄妹开荒》的精神书写，他们的劲头跟《兄妹开荒》里的毫无二致。

他们把羊群永远地关进了羊圈。因为他们知道，延安的生态基础那么薄弱，一张小小的羊嘴，就可能让一大片辛苦长成的绿色陷入灭顶之灾。

他们把很多陡峭的山整改成一圈一圈的梯田。他们到处找水，不是为了自己尽情享用，而是省着给树苗喝。为了让水不至于浪费，他们给每棵树苗的根部都做了一个小小的、用于蓄水的井圈——就像民间许多人家为让孩子健康长大，给孩子戴上一个银颈圈。他们对这些绿色的天使，真跟对自己的娃儿一样尽心！

一个春天过去了，又一个春天过去了……延安人欣喜地发现，绿色，这个十分傲慢的家伙，终于在延安安了家。

它们开始时是一棵棵孤单的个体，自顾不暇地用全身的力气把脆弱的根往深土里钻。不少绿倒在了扎根的路上。它们是这场退耕还林战斗中的烈士。然后，它们的位置被新的树苗占据——新的树苗，在这条看不见的生命的道上接力。

活下来的它们紧紧地蜷着身子。这时候的延安，总算有了绿色，但是，还是有点像真菌感染后的癞痢头，还达不到美丽帅气的程度。

然后它们开始首尾相顾。它们要联合起来，创造一个绿的社区、绿的社会、绿的王国。它们之间绿开始蔓延，开始成家立业，开始养儿育女。延安的绿从一个襁褓里的婴儿，渐渐长成了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然后，变成了一个奔跑跳跃的少年郎。延安满天满地都奔跑着它跃动的矫健的身姿。

不到20年时间，延安的森林覆盖率，从33.5%提高到了46.35%，加上366万亩苹果面积，广义森林覆盖率达49.94%。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要知道，排名全国第二的绿色省份江西，森林覆盖率也不过是63.1%。而建国初期，延安的森林覆盖率才不到10%。

绿的盎然让延安人的家园变得从未有过的美好。据统计，延安的沙尘天气明显减少，城区空气“优、良”天数从2001年的238天增加到2018年的315天。有利于庄稼生长的环境，种啥都能有个好收成，人均收入也是节节往上涨，从1998年的1356元提高到2017年的11498元。

我来到延安，是为寻绿而来。我看到历史上黄土弥天的延安，到处都是活泼泼的绿。

在延安的杨家岭，曾经举办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中央办公厅旧址门前，几棵碗口粗的树卖力地向上生长，却又在齐屋檐的地方垂下了枝叶，努力给旧址门前的空地（或者说给历史）造一团浓荫。

在延川郭家沟村，路遥的故居前，一棵大树似乎要盖住整个小院。我没来得及问朋友是什么树种，但我认识院子里的几棵枣树。枣子不大，还是绿色的。我不知道这几棵枣树在路遥活着的时候是否就在那里。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枣树与路遥，同样是这个院子里的生命，有着相同的风水与气血。摘下一颗咬着，味儿有点青涩，好像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面对人生时的茫然、欣喜与无措。

在吴起县长官庙镇齐桥村后面的山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苹果树。我没想到，走南闯北的苹果的母体竟然是如此的瘦弱，它们的躯干并不高大，枝叶也不茂密，红了腮的苹果隐现在枝叶间。它们完全没有给无数人带来甜蜜该有的居功至伟的样子。它们一棵接一棵占满了整座山，一座山高高低低的，都是幸福的甜美的味道。

它们让延安人感到了富足。陪我们上山查看苹果树的延安人，一个个衣着得体时尚，举止大方，笑容满面，满口网店电子商务，早已经不是戴着白羊肚手巾、吸着旱烟、一身尘土、沉默寡言的模样。只有那一口口窑洞，还在对外来者陈述自己过去的历史——那快要被这踊跃的绿掩盖了的历史。

在离开齐桥村的路上，我透过车窗，看到右边的山上，是凛然的、笋尖一样的峭壁。我看见延安的绿，生长在了峭壁之间。那是一些碧绿的树木。我甚至听见它们紧紧用树根缠住悬崖一样的山体，为了让自己站直在这高山之间，咬牙喘气的声音。

真是勇敢呀。整个延安之行，我都留意到，有大量这样的树木。它们有着无坚不摧的坚强意志、无孔不入的战斗本领。在整个退耕还林战斗中，它们不让任何一寸土地荒芜。它们就像当年根据地的战士一样坚韧无惧。

在从宝塔区到南泥湾机场的路上，我看到路两边每一个山顶上都站着一棵树，好像是抢夺目标的战斗中率先登顶的勇者。按理，它们都该充满了英雄的豪迈才对，可是，它们一棵棵都不算高大，显得有些害羞，好像年轻的小战士率先攻占了山头，却羞愧自己抢了别人的头功。或者是，在庆功会上，拿着讲稿却久久说不出口、只好一个劲地敬礼的不善言辞的功臣。

站在安塞区南沟生态景区顶峰那仿照古代烽火台建成的观光台上，我看到了一团团绿有飞翔的愿望。南沟景区山连着山，绿连着绿，一瞬间我竟疑心自己在江西的土地上。半山腰上的梯田里，有一团团绿在盘旋，在飘荡，仿佛想升上天空，成为飘浮的绿色云朵。

——要怎样的愉悦，要抛弃多少负累，才能真正让自己在天空飞上一回？

那一刻，我真想向它们发出邀请：到江西去，代表着延安，到井冈山和赣南走亲戚去！让延安的绿，去和井冈山和赣南的绿，论论齿序，叙叙旧情，说不定呀，延安的绿，都是井冈山和赣南的亲人。

在告别延安的旅途上，延安的绿一路追赶着，依依不舍地相送着。真想搂着它们呀，搂着这些勇猛的、不屈不挠的，同时又是羞涩的宛如少年一样的美好生命。

真想带着它们到南方去，给它们开一个个庆功的会，让它们向每个人说起，它们在原本满地黄沙的延安，创造了怎样不朽的功勋，为人类的文明，写下了怎样动人的抒情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