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和灾难，两个重似千钧的词语。当它们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正是考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脊梁硬度的时候。

1938年2月18日至1944年12月19日，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达六年零十个月的战略轰炸。我们很难想象，在史料所能铭记的沉痛背后，作为个体的人的死与生；很难想象，在防空警报连响7日、大火连烧3天的极端恐惧之下，我们的同胞如何用生命描写“愈炸愈勇”的标语，拉开“雾季公演”的帷幕，并向前线输送数以百万计的抗战力量；更难想象，时隔多年后，当受害者和遗属正式起诉日本政府时，踏入的又是怎样一个更加旷日持久的战场。

这些疑问，范稳在长篇小说《重庆之眼》中一一予以作答。

《重庆之眼》由两条并行的线索交汇而成。一条线索是对历史上重庆大轰炸中灾难性事件的回望，包括“五三五四大轰炸”“八一九大轰炸”“六五隧道惨案”等，三位主人公的命运沉浮于其中，人生际遇的悲情与豪迈尤其令人唏嘘喟叹；另一条线索则追光于对日索赔原告团的步伐，在多方力量百折不回的尝试与努力中，呈现的是无所畏惧、抗争到底的民族精神的延续，以及正义和正声对于弱化战争暴行、掩盖历史真相的丑陋行径的反思与痛斥。一面是钩沉历史，另一面是审视现实、面向未来。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最终完成了对抗日战争中重庆大轰炸惨案震荡至今的全景式描写。

《重庆之眼》以浓郁的爱国主义为底色。无论是赛龙舟、演话剧，还是大隧道惨案以及最后的审判，在小说中每一个重要的时间和事件节点上，作者所看重并着力表现的，都不是横尸遍野、满目疮痍和愤懑悲伤，而是一个古老而日新的民族藐视一切苦难，在任何挫折和损毁面前都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刚气与正气。

谈到《重庆之眼》的刚与正，不能不谈到它的英雄情结。英雄人物的塑造，往往关乎一个民族对于崇高、对于善和美最深沉、最有力的想象和创造。《重庆之眼》所呈现的英雄正义，并未单纯停留在杀敌报国、“革命加爱情”的层面上，而是将英雄的形象与鲜活的生命感和人情味紧密贴合在一起，将对英雄的崇敬和抒写，坐实在了人性的丰富面向和人心的细致纹理中。所谓英雄的力量，归根到底还是人性的力量。

“文化抗战”，是作者特别关切的部分。在范稳看来，中国还没有哪座城市像重庆这样遭受过如此惨烈的无差别轰炸，也没有哪个城市像重庆这样，在大轰炸中将文化的坚守和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将小说的很大一部分篇幅献给了文学艺术界的文人雅聚，以及重庆在抗战时期著名的话剧艺术节和“雾季演出”。

小说中还反复提到“士气”与“士心”。“士心”，指的是一个读书人的家国情怀、报效国家之心，也就是读书人的“士气”。正所谓“士气”不倒，民心从之，即便“未必能胜”，也要拼死一搏。这样的表述放在今天，体现的就是文化的自信和文化的力量。在抵抗外来入侵的过程中，即便国破，即便家亡，只要文化不被征服，一个民族就能够从根本上、从最深处继续获得精神的指引和滋养，从情感上、从心灵上继续拥有团结起来的信心和能量。

在《重庆之眼》中，我们看到了追求民族士气与尊严的文学境界，始终是值得赞美和崇尚的境界；看到了在一条充满正气和正声的道路上，仍然有着丰富的写作资源和无边的风景。作者在作品中铺陈开来的浓浓的爱国热忱，以对和平和正义的向往与追求为深厚根基，这就将狭隘的民族主义从整部小说的底色和基调中剔除了出去，充分体现出一位对历史、对现实、对写作持有郑重态度的小说家的责任与担当，体现出写作者向着人类精神世界最深处不断探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属于中国的文学智慧的愿望和努力。

《重庆之眼》，既是回望之眼、正义之眼，又是未来之眼、和平之眼。从它深重的目光里所映射出的，是情感，是信念，是磅礴的力量，是对过去的认同和对未来的承担，是一个民族脊梁的硬度，是一个泱泱大国文化自信的雄浑充沛，是浩然之气的至大至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