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几场局部战争就会发现，攻城略地容易，攻心夺志不易，仗打好兵难撤，赢得了战场却赢不了谈判桌，已经成为现代战争新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战役结束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不够重视。

将战役结束作为实现全胜的关键点。现代条件下，一场战争有时表现为一次战役，由于战争目的有限、规模手段受限，军事政治仗的特征十分明显，必须慎终若始，先胜后战。军事实力强的一方可以凭借力量上的不对称优势赢得战场胜势，但往往不能将其如期转化为政治上的胜利，战场上的“势如破竹”和作战行动结束后深陷战争泥潭的“无计可施”形成鲜明对比。有人在评价伊拉克战争时指出，美军在伊拉克战后重建行动中遭受重大挫折，付出沉重代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做好从作战行动结束向战后重建过渡的相应准备，想当然地认为仗打完了，问题就解决了，战役结束导致战争结束是水到渠成的事。编筐编篓，重在收口。如何使战役结束阶段成为达成战争政治目的的“点睛之笔”，使军事打击效果最大限度地为政治目的服务，成为摆在各国军队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美军联合作战条令指出，如果仓促结束作战行动，或对结束作战行动筹划不周，就有可能带来某种争端，进而导致更多的冲突；要在期望早日赢得胜利和在真正有利条件下结束作战之间取得平衡。看来，迷信技术制胜的美军也意识到，炮火能夺地，却未必能夺志；打击能收土，却未必能收心。句号画不好，一切等于零。

将战役结束作为作战筹划的起始点。传统战争习惯于“先战后胜”的正向思维，注重以实力取胜，战役的结束状态通常只是战役发起和战役进程的自然延续，是对交战双方胜负结果的客观认定。信息化局部战争战役发起、实施和结束的时间跨度大大缩短，相互联系更加紧密，不容许战争指导者和战役指挥员“打着看”“看着办”，而必须前移战略指导重心，未雨绸缪、知变在先。应按照逆向思维来筹划战役，即以明确的战役目的为逻辑起点，通过分析和预测战役行动的可能结果，设定预期的战役终止状态，进而明确战役结束时应具备的标准和条件，并将这些标准和条件量化为作战指标，以此为依据，回答什么时候打、打什么目标、用什么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打完之后怎么办等一系列问题。可见，清晰明确的战役结束状态，是筹划和组织战役的逻辑起点。美军数版《联合作战纲要》都将“作战行动的终止”作为专题内容进行详细阐述。在2017年1月版联合出版物JP3-30《联合作战纲要》中，美军指出，根据总统的战略目标，受援战区指挥官制定并提出联合行动的终止标准；这些终止标准有助于确定所期望的军事最终状态。实现了这种状态，则意味着随后的活动将由军事行动向民事活动过渡。

将战役结束作为练兵备战的重难点。战役结束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战役筹划阶段，更体现在战役实施阶段。信息化战争开局容易收局难，如何做到在对我有利的条件下结束作战，使军事最大限度服务于政治，将成为战略指导的难点。这就需要我们对打到什么程度再结束、什么时候结束、怎样结束、结束之后怎么办，尤其是对如何努力打成胜局，力避打成僵局，防止打成危局甚至败局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深入思考，并在军事训练等战争预实践中评估检验。我军当前联合作战训练，无论是计算机模拟、兵棋推演还是实兵对抗，都把训练课目重点放在练程序、练方法、练指挥上，对作战谋局、开局和控局想得比较多、练得比较实，对作战收局很少涉及。应加大战役结束问题的训练难度和强度，将战役结束阶段设计和筹划好，将收局的准备工作完成好，将战役结束的时机和方式把握好，将结束行动与战后重建和民事支援等其他行动衔接好，将军事行动与政治外交领域的斗争配合好，始终做到着眼战略需求，牢牢占据主动，在战场态势有利时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在战场态势不利时降低损失、摆脱被动。

将战役结束作为理论研究的创新点。我军传统作战理论通常将战役分为战役准备和战役实施两个阶段，而将战役结束阶段作为战役实施阶段的一部分，对仗怎么打研究较多，对仗怎么收研究较少。实际上，战役结束阶段是战役行动的最后阶段，前与战役准备阶段和战役实施阶段紧密相连，后与战后局势息息相关，是战役能否达成预期目的、能否获得最大战果、能否谋求最大政治效益的决定性环节，对战役结束问题的研究，是我军新时代战役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军认为，典型的联合作战行动模式，可按进程分为塑造战场环境、威慑行动、夺取主动权、制敌、稳定行动、民事当局支援六个阶段，其中最后两个阶段均与作战结束有关。经历了战场上血与火的洗礼之后，当前美军非常重视对这两个阶段的研究，理论成果在其作战概念、作战构想和纲要条令中都得以体现。相比之下，我军虽然也开始重视战役结束问题研究，但对战役结束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特别是对战役结束的时机和方式，战役结束阶段的筹划计划、指挥控制、协同保障以及与后续行动的有机衔接等问题，还有很大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