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我毅然放下教鞭，响应祖国号召，报名参军入伍。经过体检、政审合格后，我如愿以偿地穿上了令人羡慕的绿军装，圆了我的军营梦。

报名、体检那会儿，听说招的是特种兵，所以政审时特别严格。那一年，部队在我们县招了100多人。当时，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也不知道部队在何方，更不知道是哪个类别的特种兵。后来，到了部队才知道我们属基建工程兵，因执行特殊的国防施工任务，征兵时对外统称“特种兵”。

第一次离家出远门，我心里既激动又兴奋。记得入伍的那一天，我穿上崭新的军装，胸前戴着大红花，村里敲锣打鼓地把我和另一名新兵送到了镇上。公社领导为我们召开了欢送会，晚上还放了一场露天电影。

第二天清晨，我们向部队出发了。汽车在国道上颠簸，一路向北，我以为是去武昌乘列车到北京。谁知到了武汉兵站后，吃罢早饭又乘车到了汉口的一座码头，登上了东方红46号客轮逆流而上。豪华的大客轮劈波斩浪，勇往直前。洁白的海鸥盘旋在轮船的上空，时而俯冲，时而低飞，时而腾空而起，在空中滑翔、旋转，跳起欢快的舞蹈，发出犹如天籁般的叫声，就好像在欢送我们远行。经过四天三夜的航行，轮船到达重庆，我们再乘列车抵达新兵团训练基地。

所谓训练基地，其实就是部队借用地方的一个粮站，以连为单位，每个连住在一栋仓库里。大家睡的是地铺，班排之间有一米宽的走道。训练我们这些新兵的是接兵的高班长，他个子不高，目光坚毅，穿一身得体的军装，显得格外精神。训练时，高班长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刚开始，我真的不适应，也很想家，想念父母和亲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却像着魔了一般爱上了军营。在新兵连里，我学会了军事本领，明白了纪律的重要性，懂得了军人就是要吃苦的道理。

紧张的三个月军训结束后，我戴上了帽徽、领章，被分配到工兵连。下连时，我特意照了一张军装照，寄给了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他们看了照片后回信说，我长帅了，成熟了。

老连队驻扎在半山腰一个叫回头湾的地方。那里群山环抱，山峰如林，光秃秃的大山看不见一棵树，石头缝里杂草丛生。营房是用乱石垒起来的，屋顶盖的是油毡。营房背靠青山，分上、中、下三排平房，排与排之间隔着十几层台阶。机二连住在隔壁，山下是村庄和梯田，团部卫生队和加修连驻扎在山下的山包上。大家都很纳闷，这是什么部队？连围墙都没有，怎么看都不像军营。

到了连队，我下到二排四班和连部同住在中间第二排房子里。一排单独住在上面，三排、四排和炊事班分别住在最下面的操场旁。操场不大，平时训练和早操只能在连队后面一条简易的碎石路上进行。

下连的第一课就是保密教育。人人要签订保密卡，奉行“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保密规定。经过三天的政治教育，熟悉各自的战位后，我们脱下军装，穿上工作服、戴上安全帽，手拿锹镐、肩扛风钻，在操场上集合列队，然后到坑道里施工。

根据部队规定，所有参与施工的官兵统一着工作服，不戴帽徽、领章。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每个班都有包裹房，室内堆放各种施工工具，墙上则整齐地挂满衣服，不是军装就是工作服。连队每年除正常发军装外，每个季度还要发工作服。春秋季工作服为深蓝色劳动布，仅次于现在的牛仔布。夏季为白色和军绿色纯棉衬衣，下身配的确良军裤。冬季为军用棉袄棉裤，穿上很舒适，透气、吸汗，干起活来方便。刚开始，我想不通，有抵触情绪。当兵的不扛钢枪却拿铁锹，就连军装都不能穿，换了谁心里都会有想法。施工一段时间后，由于劳动强度大，加之身体单薄，我吃不消，就向连里打报告，要求调换工作，哪怕是到炊事班喂猪都行。连长斩钉截铁地说：“没门。”

一天晚上，团部在露天广场上放电影，当看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的纪录片时，我特别震撼。后来得知，就是我们老部队为原子弹筑的“窝”。这时，我心头的疙瘩解开了，并重新认识了自我，我决心像老兵那样去战斗：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

期间，我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备施工任务。虽不能时时穿军装，可身体里始终流淌着军人的血液。我终于懂了，军人不在于穿什么衣服，守什么战位，而在于能不能牺牲奉献，听党指挥跟党走。从此，我把这身工作服当成挚爱的军装，把手中的大锤、铁锹当作神圣的钢枪，全身心地投入到施工中去。

1982年大裁军，基建工程兵被撤销，部分人转入武警部队，其余官兵一律转业退伍。脱下工作服的那一刻，我们都泪流满面……

想当年，我们为祖国的“两弹一星”和国防特种工程建设做出过不朽的贡献。作为军人，能到这支英雄的部队、神秘的部队服役，我感到荣耀和自豪。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尽管老部队已不复存在，我们大部分人都年过花甲，有的与共和国同岁，有的到了耄耋之年，但我们仍怀念部队，想念军营，思念战友。我经常把过去的工作服拿出来看一看，放在手中掂量掂量。跨越时空隧道，回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依然为当年的自己感到骄傲，在那个特殊的战位上，我曾是一名不穿军装的“特种兵”，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奉献了最美的青春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