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历史是真实的，而小说叙事是虚构的，在处理战争题材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近几年，有多部重量级的长篇小说书写的都是战争历史，作家们在最新的探索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

近几年，中国长篇小说中的战争书写集中爆发，以战争为主题或背景的作品成为文坛一道惹人注目的风景线。与此同时，大量国外的战争小说也被翻译引进到国内，如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理查德·弗兰纳根的《深入北方的小路》、保宁的《战争哀歌》等。不经意间，战争题材重归当代长篇小说重镇，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粗略盘点一下新近的收获，大致有张炯的《巨变：1949》、彭荆风的《太阳升起》、徐怀中的《牵风记》、徐贵祥的《穿插》、叶兆言的《刻骨铭心》、范稳的《重庆之眼》、王筠的《交响乐》、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张庆国的《老鹰之歌》等。稍向前延伸，还有葛亮的《北鸢》、赵本夫的《天漏邑》、徐贵祥的《对阵》、张翎的《劳燕》、范稳的《吾血吾土》、王雨的《碑》、李明忠的《安居古城》、李乔亚的《最后的58天》、余之言的《密码破译师》、张弛的《战马之歌》、胡学文的《血梅花》、畀愚的《江河东流》、陶纯的《浪漫沧桑》、胡西淳的《西皮流水》等等，都是以战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在对战争的正面书写之外，还有不少作品中也萦绕着战争的影子，如贾平凹的《山本》、赵焰的《彼岸》、远人的《秋盆河》等，都涉及到不少有关战争的记忆，自始至终弥漫着战争的氛围。

作家们处理战争经验，究根结底，写的是人世间恒常的情感伦理，是生命个体的命运遭际。战争叙事从单一的战场描写回归到复杂的日常经验，对人情、人性进行浓墨重彩地描摹，将人物的命运放置在战争背景中进行深切的拷问，是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种趋势。《吾血吾土》《北鸢》《刻骨铭心》等都是聚焦个体生命在战争的大时代下跌宕的命运和生存景况，人情是关键的切入点。正如《南京不哭》的作者郑洪所言，“很多人知道我的小说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心里就浮起许多血淋淋的场面。事实上贯穿全书，无非人间一个‘情’字”。在《劳燕》《重庆之眼》中，感情线也是作品的主要线索之一。战争是残酷无情的，可偏偏就是在战争年代却留下了太多真情，无论是战友情、爱情、亲情还是普通人之间的感情，都弥足珍贵，小说叙述的巨大张力和思辨效果也因此显现。

另一方面，当作家们把眼光投向战争历史，仍然会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切，这是一种历史意识的延伸。历史叙事往往会揉进现实的因子，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会表达出多样的主题，战争叙事的生活幅面和思想意蕴也因而获得极大的拓展。陈河的《外苏河之战》以战争为题，却是一部重要的成长小说；麦家的《人生海海》反思了战争对生命的摧残，也试炼出人性的光彩；老藤的《刀兵过》在战争的刀光剑影中写出民族精神的传承。战争小说中并非只有残酷的厮杀，亦留存了作家的哲学思辨和人文关怀。

二

身处和平年代，我们为什么还要回望战争，作家们为何还要频频书写战争？概而言之，一是铭记历史，二是凸显和平的珍贵，三是深度剖析人性。在战争这种极端经验中，人性的卑琐和伟大都会加倍凸显，其中的问题更需深切的反思。

战争书写往往是通过正视历史来映衬当下和平环境的珍贵。陈正荣的《紫金草》选择了参与过战争的日本士兵的视角来反思这场侵略战争，忏悔曾经的战争罪行。周诠的《白乙化》以抗战英雄白乙化为原型，启发人类对战争的重新思考，具有较高的探索性和文学性。范稳的《重庆之眼》则在“重庆大轰炸”的背景中展现普通人的爱恨情仇，表达了当下人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同样如此，将今人对战争的反思以法庭对质的形式呈现出来。

当下战争书写的一个重要向度就是探索人性的可能性。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人性可能更阴暗，也可以更温润、更伟大。罗伟章的《太阳底下》也是以战争历史映照社会现实，彰显了作家高蹈的情怀和深刻的思辨。张庆国的《老鹰之歌》秉承着悲悯体恤的、具有超越性的战争历史观，建构一个由个体生命和彼此的情感勾连而成的小世界，试图最大限度保存人生和情感的丰富性。

战争往往会使人们陷入非理性的状态，进而丧失了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恐惧感、悲痛感，也丧失了对生命的珍爱。从这个意义上说，借助战争来书写人性是对作家功力的考验。展现人性恶的一面相对容易，写出人性的闪光之处则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张翎的《劳燕》、常芳的《第五战区》、叶炜的《福地》、赵本夫的《天漏邑》等都是如此，浓墨重彩书写的依旧是人性的善和美。

历史必须被铭记，英雄应当被缅怀。歌颂英雄是战争小说永恒的审美魅力，书写英雄是对人性至宏至伟的展现。张新科的《苍茫大地》、刘荣书的《党小组》、徐贵祥的《穿插》等战争小说都是以塑造英雄、歌颂英雄、礼赞英雄为主题。当下有一种流行的英雄观念，即要写出立体式的英雄，改变相对单一的英雄面相。然而，立体式的英雄书写，不能走向极端，不能将英雄人物草莽化、粗鄙化甚至是非英雄化。而是要在展示英雄凡俗一面的同时，真正写出英雄之为英雄的本质的一面。

三

战争书写具有文学与历史的双重价值。作家们在描摹人情、挖掘人性中丰富了对战争的表达，也让文学的介入功能得以彰显。不过，战争中的情感书写不能过多过滥，更不能流于自然主义式的失控状态。

《收获》2017年第1期刊载了从未面世的《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二十至三十六章，小说结尾处就是对战争直接而赤裸的控诉。但是如果控诉和反思过多，作者的发声代替读者的体悟，就会使作品逊色不少。另外，战争题材有时候也成为成熟作家突破自身创作和经验瓶颈的权宜策略。尤其是一些成熟的作家，比如张翎、严歌苓等，在写作进入平台期后，会对新的创作题材进行开掘，而战争历史这样的宏大题材自然成为可选项。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不得不思索的一个问题是，战争小说如何突围？

首先是要坚守战争文学创作的初心。要警惕消费主义的蛊惑，不能以猎奇的心态回望战争，不能以消费的趣味消费战争。有一些作品以战争为背景，崇尚暴力，无节制地渲染杀戮与复仇的快感，消费大众读者的爱国情绪。这样的作品不仅文学价值低劣，更会对年轻的读者造成误导，暴露了作家轻浮功利的心态，这是需要警惕的。

二是要避免受到影视剧的影响和干扰。在当下的战争题材影视剧中，依然会看到大量雷剧、神剧所遗留的惯性思维和元素。面对战争题材影视剧中存在的虚无化、戏谑化、娱乐化倾向，文学书写更应该显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写出真正具有深度、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秀作品。

三是要正确处理文学与历史、虚构与非虚构的关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不能任由架空历史的叙事策略蔓延。小说虽然是虚构，但是不能背离基本的历史事实，真实会让文学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很多作家确实是以真实性为自己的追求。比如范稳在创作《吾血吾土》过程中，亲自采访了数十位抗战老兵，以保证作品的真实度与可信度。常芳的《第五战区》大部分内容来自作者的田野调查，李骏虎的《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主要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之上，张翎的《劳燕》也插入了大量的文献档案。作者们试图通过这些一手史料来提升作品的真实性。诚然，面对战争历史，不同的作者会有不同的视角和表达，但是真实性始终是虚构叙事介入战争历史的基础和前提。

总体来看，上述作品将战争题材的文学书写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复现民族苦难史、战争史，对于凝聚民族情感、激发爱国热情、召唤英雄精神，具有更加切近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