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兵器陈列展区一角，3门苏制M1939式37毫米高射炮一字排开。放眼望去，整齐的炮管雄赳赳气昂昂，依旧保持着当年守望天空的姿态。就在第一门炮的防盾板上，10颗红星在军绿色油漆的映衬下熠熠夺目，记载着击落10架敌机的赫赫功勋。

在我国防空武器极其匮乏的那个年代，37毫米高射炮（以下简称“37高炮”）是我军对空火网的主力。虽然它口径较小、火力有限，但在指战员们的灵活运用下，硬是在敌军咄咄逼人的空中攻势下打出了一片天地。作为一型久经战火考验的武器，37高炮先后发展出单管、双管、牵引、自行等多种型号，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默默捍卫着祖国的万里长空。

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37高炮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老兵”的故事还在、精神还在，镌刻在时代年轮上，存留于峥嵘岁月里，也深深地刻在新一代防空兵的心头。

师出“名门”，二战功臣进驻东方阵地

1948年6月，华东野战军在开封战役中缴获了一挺美制12.7毫米高射机枪，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全军第一个高射机枪班，由此拉开了我军防空兵建设发展的序幕。

由于当时缺乏制空权，敌机常年在我军头顶上“作威作福”。因此，华东野战军的高射机枪班一经组建，就受到“重点关注”，各部队相继组建了自己的防空力量。这一时期，我军高炮部队仅有少量分散配属的团、营、连，且装备杂乱、老旧，多是日军投降时接收和从国民党部队缴获的中小口径高炮和机枪，难以对敌机实施有效抗击，也无法确保已解放的大中城市和交通线的上空安全。建设一支强大的高射炮兵部队，加强防空力量，已刻不容缓。

1949年9月，苏联援助我军组建了10个高射炮兵团，我军防空武器就此走上了制式、正规化道路，M1939式37高炮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了我军序列，很快成为我军防空作战的主力兵器。

当时，M1939式37高炮凭借其在二战期间的出色表现，已经威名远扬。二战结束前，苏联一共生产了大约2万门该型高射炮。在苏德战场上，这些高射炮不仅有效打击了俯冲轰炸机和其他中低高度目标，对地面的轻型装甲目标也造成了不小杀伤。据统计，二战中，共有超过14000架轴心国的飞机“命丧”M1939式37高炮之手。

很多人并不知道，二战前夕，苏联也远未建立起成熟的野战防空体系。为尽快补足防空火力的短板，苏联情急之下，把目光投向了瑞典博福斯公司生产的M34型40毫米高射炮。

作为一家老牌大厂，博福斯公司的产品一直广受好评，特别是在火炮研发方面，当时更是拥有领先地位。被苏联看中的这款高射炮，正是博福斯公司最负盛名的产品。该炮拥有出色的通用性和机动性，在威力、射高、射速诸多方面取得了很好的平衡，甚至在80多年后的今天，西方一些国家的战机上仍然装备了该炮的改进型号。

很快，苏联以M34型40毫米高射炮为模板，缩小口径试制了一小批25毫米高射炮，用于苏芬战争和卫国战争初期的一些战斗之中。1939年，在取得25毫米高炮的试制经验后，苏联将其口径放大到37毫米，并于当年投产，定型为M1939式37高炮。

相比博福斯公司生产的M34型，苏联M1939式的炮身结构和零件几乎与之完全相同，只是零部件的制造工艺简化了很多。除了火炮本身，其他次要系统如炮车和瞄准具等，都进行了降配和简化。M1939式尽管口径比M34型缩小了3毫米，弹药威力也有所下降，却换来了射速的提高和火力密度的增加。实战表明，M1939式37高炮非常适合苏德战场，其“减配”设计使得制造成本大大降低，能在战时批量快速生产。很多过去负责生产农业机械的工人，只需要简单熟悉工艺流程，就可以批量加工这种高炮的主要零件。

同样，成本低廉、结构简单、性能可靠的M1939式也非常契合我军当时的需求。在中国列装的第二个年头，M1939式就奔赴抗美援朝战场，一段可歌可泣的战斗史诗就此开篇。

强敌当前，小高炮打出国威军威

1951年3月，刚组建不到一年的炮兵第六十三师挥师入朝，是首批成建制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的高炮部队之一。在随部队入朝作战的防空武器中，就有刚刚列装的32门苏制M1939式37高炮。

进入朝鲜不到3个月，志愿军的高炮部队就迎来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1951年6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绞杀战”攻势，企图通过强大的空中优势，对志愿军阵地、交通枢纽、道路桥梁进行狂轰滥炸，进而削弱志愿军的作战能力和战斗意志。前线的志愿军官兵面临着人无粮、枪无弹的险境，反“绞杀战”的重任落在了高炮部队肩上。

黄江桥是志愿军兵力输送和后勤补给的必经之地。在担负护桥任务的部队中，独立高炮31营的阵地距桥最近，全营12门37高炮是黄江桥的“最后一道防线”。

当时，志愿军面临的空中威胁主要有F-84、F-86、B-26等敌机。以F-86喷气式战斗机为例，这种战斗机升限高达15000米，最大飞行速度超过260米/秒，俯冲攻击时可以突破音速，是美国空军的“撒手锏”。

反观37高炮，这型针对二战初期空中目标研发的单管高射炮相形见绌。由于口径小、射程短，37高炮被官兵们称为“小高炮”，它的最大有效抗击距离4000米，最大有效射高3000米，射击时目标速度最大装定到250米/秒，还赶不上F-86的最大平飞速度。

37高炮迎战新型喷气机，一场实力悬殊的生死较量就此展开。

1951年6月9日上午，空中浓云密布，防空警报骤然响起，由南方飞来的6架敌机借着浓云掩护突然出现，径直冲向高炮31营的阵地。全营集火射击，阵地上炮声连天。

在第一波次空袭中，敌机投下了不少凝固汽油弹，高炮31营官兵伤亡较大。该营三连三班的炮位瞬间被蹿起的火焰吞没，炮上的伪装全部被烧毁，有五六名炮手受伤，只剩下一炮手刘四还在炮上。

那时的37高炮需要8名炮手才能操作。一炮手负责水平方向瞄准，二炮手负责垂直方向瞄准和击发，三炮手装定目标距离，四炮手装定目标速度和航路，五炮手装填弹药，其余3名炮手负责准备弹药，少了任何一人都会对实施射击带来影响。按照常理，三班那门炮已经失去战斗力了。

敌机看到首轮攻击就压制住了高炮阵地，气焰更加嚣张，盘旋半圈后调头又扑了过来，情况十分危急。

这时，三班这门高炮的防盾板、炮盘等多处受损，距离分划盘也被炸坏，但是火炮发射机构由于结构简单且结实耐用，并未受到多大影响，仍能正常击发。敌机此时正对着阵地飞来，并不需要实时调整目标航路，俯冲速度在上一轮射击时也已装定了。

于是，刘四先把方向转轮摇到提前位置，只操控高低转轮概略瞄准敌机。当敌机俯冲至1000米距离时，他准确把握时机，一个长点射打过去，一发炮弹正中敌机腹部。敌机还没来得及抬头，就摇摆着坠落到附近的山坡上了。

战后，刘四荣立一等功，获“二级对空射击英雄”称号，他“单人单炮击落敌机”的壮举在高炮部队广为传颂，激励着一批批活跃在防空作战一线的志愿军官兵。37高炮作为主要防空兵器，又一次在大战中打出了自己的威名。

装备更迭换代，胜战基因赓续传承

抗美援朝的战火锤炼和壮大了我军的高射炮兵部队，也让我国认识到了野战防空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战后，我军开始重整高炮部队，并着手研制我国的高射炮，而第一个“老师”就是苏制M1939式37高炮。

1955年，我国在M1939式37高炮的基础上，仿制出55式37高炮，这是我国防空武器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1963年，在苏联提供的图纸基础上， 63式自行37高炮问世，我军伴随防空能力大幅提升。

1965年，65式双管37高炮定型。与老式单管37高炮相比，65式的火力密度成倍提升，还继承了结构简单、皮实耐用的优点，成为服役超过半个世纪的“常青树”。

1974年，74式双管37高炮加装了随动系统，配合雷达、指挥仪使用，自动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1988年，37高炮家族的“集大成者”88式自行高炮问世。该炮配有完善的火控系统，具有良好的独立作战能力，堪称37高炮的“巅峰之作”。

历经几代军工人的研发、改进，37高炮的初速射程、火力密度、信息化程度、弹药威力都有了显著提高，多年积累的研发经验也为后续型号高炮装备的研发奠定了基础。

然而，随着喷气机和地空导弹技术的不断进步，空袭和防空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对抗之中。高炮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高炮研发进入相对停滞的状态，一些军事强国开始以装备防空导弹的比例来评价一个国家的防空能力。

不过，“导弹制胜论”在实战中也暴露出一些致命问题：在电磁干扰下，叙利亚“萨姆-6”导弹阵地覆没；在高速反舰导弹面前，英国“谢菲尔德”舰葬身马岛海域。人们在反思强干扰、超低空防空作战等问题后，不得不重新认识高炮这位“防空老兵”。高射炮开始朝着高射速、多管联装和弹炮结合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我国数种多管联装近防炮以及弹炮结合近程防空武器相继列装，所用弹药也步入可编程、制导化的进程，武器的火力密度和拦截效率成倍提升，使“最后一道防线”更加可靠管用。

时代向前发展，“老兵”终将谢幕。原本结构简单、成本低廉的优点，慢慢成了制约37高炮发展的天花板，射速、初速、弹药性能、信息化程度等方面的短板使其难以融入现代防空作战体系。

犹如一位走下战场的“老兵”，坚守战位80年的37高炮必然要转身离开。

80年风雨兼程，37高炮既是战斗员，又是先行者。它为我军防空作战积累了大量经验，为一批批新装备研发负重先行、开山辟路。

80年守望长空，37高炮既是良师，又是战友。它见证了中国防空力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陪伴一代又一代防空兵新老交替、薪火相传。

如今，在某防空旅的训练场上，已看不到37高炮的身影。在部队调整改革大潮中，由于主战装备更新换代，该旅“刘四班”也已经成为某型地空导弹发射班。面对新装备、新挑战，他们克服困难、精研细训，换装当年就在演习中打出了“首发命中”的佳绩。对他们来说，变的是手中的武器装备，不变的是保卫祖国的信念和对万里长空的忠诚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