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者对历史现象有一个表述，叫做“反行为”。大意是通过消极懈怠、敷衍隐瞒、拖延推诿、编谎言说瞎话等手段，将上司所赋之责、所委之事不露声色地消解或糊弄过去，甚至干脆把既定目标按照自己的胃口进行取舍改变。

“反行为”的关键之招不是直面反驳、硬扛死顶，而是施以“软反抗”。1896年，李鸿章出访德国，因之与“铁血宰相”俾斯麦私交甚笃，德方破例安排他参观了不少生产先进武器的工厂（当然也是为了卖军火）。在一个造军舰的码头，创办过当时中国最大兵工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李鸿章不仅显示出他对军事工业的好奇心，而且在连珠炮似的提问中展露出专业的水准。比如一见军舰的钢板，他问：是“哈维板”吗？把傲慢的德国佬给吓一跳。须知，这是美国工程师哈维发明的一种硬化钢板，1892年才应用，万里之外的李鸿章竟然皆已知晓。

有“东方俾斯麦”之称的李鸿章啥都明白，可自从甲午之败后，“卖国贼”等诸多骂名让其声名狼藉。当年那种“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的豪情早已不复存在。德国人对其“凡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莫不投其所好”。他喜欢玩鸟，就专门找来画眉“陈于几而悬于笼”，李大人对这些也来者不拒，抽着雪茄听着画眉鸣音之状成为豪华的“凯撒大酒店”一景。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李鸿章看似耽于享乐，其实是对朝廷所赋予的搞外交、求军援等责任的“反行为”。毕竟，给大清当“糊裱匠”这么些年，现如今只落得“秋风宝剑孤臣泪”，他再也不愿去“背锅”。

与李鸿章相比，乾隆时的傅恒这一手就做得漂亮得多。这位在清宫剧里颇有一些风流倜傥故事的高富帅，虽然是皇后之弟格外受宠，但其外戚身份使之不能不练出一些逢迎挟制的手腕。那年奉命领军征讨金川，他吃透了乾隆好大喜功、颟顸刚愎的毛病，干的多是一些与打仗无关的事——不打仗但多走路，显示自己遵从皇命不怕吃苦；坚持每晚写奏折，里面不报战况只说万众归顺之心；煞有介事地要粮草、要兵员，实际上扎营不战，待叛军保障难续有所退让时，大张旗鼓地报战果；最后围住一个空山头，请乾隆钦命发起总攻。皇帝都乐滋滋地参与指挥了，谁敢质疑这是一个“伪胜利”。

有学者说，清代官员们的“反行为”恶习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其实最热心的鼓动者就是光绪皇帝。既想让慈禧远离中心，不再垂帘干政，又不敢公开叫板，懦弱怯惧的光绪想出了“以园子换权力”的主意。他本想用这种“软反抗”达到掌权的目的，没想到这一来竟为一直穷追不舍的日本海军赢得了3年的时间，由此赶超了没有军费添舰购弹的北洋水师。难怪日本后来专门向慈禧赠送豪华游艇，专供其在颐和园享用。或许，这也是一种嘲讽的“反行为”吧。

大清官场流行的这种所谓“反行为”，其实是对正常行为的扭曲。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称当时混乱的币制“简直要毁掉数学基础”。因为有官员告诉他，用一种“简单的行为”就可以增加国家财富。什么行为呢？就是在铸铜钱时，每百文钱中有18文用铁来铸造，如果每年铸百亿铜钱，就相当于国库增加了18亿。问题是铸得再好的铁也会锈蚀，只能退出交易被弃用，老百姓的钱财因此大大缩水。

历史是细节构成的。岁月不再，但大清官场的那些历史细节依然值得今天的人们警醒。好的政令要得到彻底贯彻，必须切实防止和杜绝“反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