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成长经历中，抗击非典可以说是改写我人生经历的重要一笔。在那次战役战斗中，我历经了生死考验，磨砺了胆识意志，升华了思想境界。

16年光阴，往事如昨，历历在目。

2003年3月，我作为原309医院呼吸科的一名护理骨干，被选派到抗击非典的最前线。由于信息不透明，加上非典病毒导致医务人员急性感染伤亡的人数不断上升，要说接受任务时没有忐忑和恐惧是不可能的。但后来，究竟是什么让自己战胜了恐惧，毅然剪短头发走入禁区，是冲动还是自觉，是无知还是无畏，直到多年后我才真正明白。

很多问题其实没有答案，或者说没有唯一的答案，思考本身就是回答。就像这场战斗，还有那扇紧闭的大门，你不走进去，永远不知道它会带给你什么。

安静祥和的羊年春节刚过，谁也不曾料到一场灾难正在逼近。从广州到北京，一种未知病毒正在快速传播，如临大敌的紧张氛围挥之不去。

作为北京市最早收治非典患者的定点单位，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的前身原309医院功不可没，它为后来小汤山医院的建立、人员的培训和救治经验的总结推广，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最早一批派出的医务人员中，除了结核病研究所骨干，医院还抽调了相关科室的十几名医护人员，我是其中之一。去之前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加上感冒还没好，去多久？会怎样？免疫力会不会降低甚至死掉？接到任务的那一刻，我的脑子里有无数的念头冒了出来。但最后下决心要去，除了这身军装已经连皮带肉长在了身上，还有那汩汩流淌的军人血脉，像被加温了似的，越来越热。

出发！既是瞬间的抉择，更是内心深处的召唤。直到多年后，我才明白自己的选择里，有儿时的坚强，有父辈的期望，有军人的荣光，还有不服输的理想。

踏入全军结核病研究所小院的那一刻，我和我的战友们开始了抗击人类未知病毒的第一步。

非典病房工作量之大，不断挑战着我们的生理和心理极限。小院的隔离病房，从刚开始的一楼满员一直到四楼全部满员，患者人数激增，病情反复无常。在临时改造的隔离病房里，治疗桌上摆着300多瓶液体，你能想象吗？输液、换液，不停地行进、立定和跑步，在戴着十几层纱布口罩加“猪嘴”的缺氧条件下，每天都相当于好几个5公里。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和各种运动APP，否则我们会占据所有朋友圈的榜首。缺水、缺氧、劳累、疲惫、头痛，胃里翻江倒海，头也难受得只想撞墙，大家一点食欲都没有，每天却要硬着头皮把饭当药吃。没有劲儿不行啊，免疫力和战斗力从哪儿来？也许真像老兵父亲说的那样，人的潜力无可限量。一周多时间过去了，从体能和意志上，我们开始渐渐适应，但心理上的自我调适对我们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有的患者离世，亲人无法陪伴，我们就成了他们的至亲，为他们合上双眼，擦拭身体，送他们最后一程。一墙之隔的一对夫妻靠每天传纸条互相鼓励，可银婚将至，妻子却先走了一步，直到火化我们都不敢告诉她的爱人。还有一位怀孕7个月的医生，住院前感染了病毒，在我们面前与病魔苦苦抗争到最后一刻，牺牲在了抗击非典的战场上。

我们都低估了这场瘟疫的传染性和穿透力，但每一个战士都不会忘记发生在白色禁区里的温情故事。何珂护士长最初一周的休息时间加起来竟然不到20个小时，是她把最早期的自我防护经验和小窍门总结出来，手把手交给大家；放射科技师赵敏、陈建忠两个人给病人拍了多少胸片，他们自己也记不清楚了；金关甫、王巍、王仲元老中青三代专家齐上阵，白天在一线救病人，晚上在半隔离区外分析病情，看样本，出经验，向卫生部紧急呈报后再向全国推广救治方法；王丽芹、王芳英、盛莉这些年轻的母亲们一到晚上就开始想念年幼的孩子，抽泣着睡不着。后来还是隔离区申请了望远镜，她们有的才和家人约好，在楼顶拿着望远镜向着孩子们挥手报平安……每当我怀着一颗勇敢的、深知战争残酷的心回望历史时，都会由衷地向当年一同奋战在“抗非”一线的战友们深深致敬。

我记得，呼吸科老主任赵济文写给我的信：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心情就是免疫力，回来给你们庆功！我记得，几位同志在隔离区外火线入党时，所有人都眼含热泪，举起右拳跟着宣誓。我记得非典一病区的王安生主任坐在牛奶箱上跟我们谈心时说的每一句话，“没有经历过磨难的年轻人，人生是不完整的，你们敢来并且能坚持下来就是好样的。我敢说，非典病毒肯定会被我们消灭，也敢说，10年、20年后，你们会和别人不一样。”后来，在出版第一本“抗非”小说、在执行汶川抗震救灾任务、在“四会”教员授课竞赛的讲台上，我都想起王安生主任说过的那句话——你们会和别人不一样。

此刻，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这场特殊的战斗给予我们的似乎比别人更多了些沉重和沧桑。无论事件的过程如何繁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SARS被我们打败了，靠的是不屈不挠的精神，靠的是小汤山奇迹和祖国儿女的万众一心。在欢庆新中国70岁生日的喜庆中，我回忆那段难忘的战斗经历，心潮激荡，眼含热泪。我只想说，祖国母亲，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段和您不离不弃、紧紧相依的日子。能够守护您的安宁，身为一名军人，我是多么幸福，又是多么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