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务必从严,是历代王朝加强统治的基本经验。西汉宣帝时期，太子刘奭柔仁好儒，对宣帝刘询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的做法表示不解。他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听后严肃说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一回答道出其吏治的基本原则。

这一基本原则就是，外儒内法、儒为法表，德刑并施、德主刑辅。如果循着宣帝时期严整吏治与仁德厚民并举的治国实践思考，一定程度是在对老百姓的治理上强调运用儒家仁者爱人思想，在对官吏的治理上强调运用法家信赏必罚思想，对老百姓注重行王道，对官吏注重行霸道。

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就在于其王霸之道用错了对象，对老百姓威加霸道，严刑酷法导致民不聊生；对官吏施以王道，纲纪废弛导致各级官吏擅权自肥。而西汉在宣帝当政时期之所以走向兴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提出并确立“霸王道杂之”的原则，整饬吏治与仁爱百姓并行不悖，使得彼时政通人和、经济繁荣，出现了“孝宣中兴”。

“霸王道杂之”内含的爱民亲民思想囿于其阶级局限性，有其一定的虚伪性，但从其对于统治阶级与老百姓、统治阶级内部统治者与各级官吏辩证关系的正确把握和创造性运用上看，贯穿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进步政治理念，并非不足为论。

关于王霸之道，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毛泽东之所以讲路线是王道，是因为王道的本质是对人民的王道，是站稳人民立场、践行群众路线的王道。这一王道是施政理念和对执政纲领的遵从。之所以讲纪律是霸道，是因为对党员干部执纪必须从严。把纪律作为霸道，体现了我们党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根本价值导向和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勇于自我革命的大公无私品格。

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二者统一于我们党为人民英勇战斗、不懈奋斗的伟大实践之中。我们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与历史上一切政治力量相比，党无论对人民的王道、还是对党员干部的霸道，都更为纯粹而彻底，这也是党能够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和民族脊梁的根本原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习主席狠抓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严格纪律执行、严肃惩恶反腐，以雷霆万钧之力正风肃纪、挟除恶务尽之势扶正袪邪、秉刀刃向内之勇刮骨疗毒，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越发紧密，由此保证了党因为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而无往不胜。

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从来没有如此严峻和复杂，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家由大向强发展的历史关口，更加需要矢志坚守和忠实践行党的初心使命，通过持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宗旨本色，强固党与人民群众血浓于水的特有优势，确保党因获得人民群众这个“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之源”而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陆军指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