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间，雪拉山一直在我胸中燃烧。”

这是军旅作家党益民谈及长篇小说《雪祭》（长江文艺出版社）创作时的一句肺腑之言。高原的严寒抵挡不住他内心喷薄的情感热浪，因为他要为驻扎在藏北雪拉山的武警官兵代言，掬一捧雪花祭英魂，以纪念他们为国家和人民所付出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作者围绕修筑黑昌线雪拉山段的武警某部七连官兵的生活，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后西藏发展与交通开发的历史风云，“浇灌出这部内在热量极大的书”，歌颂了几代西藏军人的使命担当和牺牲奉献。

诚如作者所言：“在西藏，每一个普通的身体里都包裹着一颗不普通的心灵。”在《雪祭》中，作者将高原军人的平凡性和英雄性统一起来：城市兵牛大伟怕苦装病，还想通过不当手段改善处境；被下放来的代理指导员陆海涛自命清高、刻板严苛；战士们在前来慰问的女兵面前不知所措；个别人参军的动机很“现实”，一心想穿上“四个兜”当军官，让妻儿随军变成“城里人”……作者没有刻意拔高这些军人的言行，也没有故意遮掩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都在艰难困苦的高原环境里生死与共，一步一步地成长：牛大伟在打通鹰嘴崖的任务中拼命出力，令人刮目相看；陆海涛纵论古今给战士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想教育课，令人深感信服；炊事班长兰洲为改善连里伙食，爬冰卧雪去捕捉雪兔，结果活活冻死。这样的牺牲，无声无息却又惊心动魄，令人肃然起敬。

党益民曾动情地说：“我是一个不轻易流泪的人，但在西藏，我常为战友落泪。”这样的感情使作者在歌颂军人奉献牺牲的同时，也毫不遮掩军人在面对困境时精神抉择的难度。副排长刘铁在打通鹰嘴崖前线的过程中两度接到家里的加急电报，当他请假回家，迎接他的是孩子早夭、妻子伤心而疯的惨痛现实。作者对于刘铁的遭遇无疑是报以同情甚至是痛心疾首的，借连长赵天成的话为其发声：“军人也是人，也有妻儿老小啊！”这话语悲怆苍凉，富于生命的痛感，发人深省。刘铁在匆匆处理了家事之后，仍然第一时间赶回部队，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正是艰难抉择中异于常人的表现，使得刘铁这一军人形象的“崇高感”在人性的挖掘中得以升华。这也恰好契合了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对英雄形象的塑造由理想化逐渐向人性化回归”的潮流。

浓烈的战友情成为作者创作《雪祭》的原动力，但他并没让自己在叙述中直接站出来，而是尽量将“热”的情感转化为一种尊重、理解和体谅的“冷”口吻。这个“冷”是指平静克制，作者解释道：“平静是高原军人在艰苦的条件下生活的一种状态。”他们之所以能在挫折痛苦中表现出忍耐与平静，在临危处险时表现出从容与淡定，是因为他们早已经历太多的生死劫难，早已“身在苦中不知苦”，以这样的口吻讲述这些故事“符合高原官兵的生活常态与品性”。

随着情节的深入，小说的后半部加快了叙述节奏，七连官兵重任下的焦虑与雪拉山气候的恶劣不停地发生冲撞，使小说的情绪浓度和叙事密度都大为加强。为赶施工进度，七连官兵彻夜奋战，可短短一个月内接二连三出事：班长潘明一只眼睛被炸瞎，技术员方文被砸断三根肋骨，在任务即将完成之际，副排长刘铁带着没见着姐姐一面的遗憾因肺水肿牺牲……这一系列的事件裹挟着悲痛如冲破峡口的滚滚河水奔涌至结尾，一浪高过一浪地把故事推向了结局。

“英雄主义在和平时代已经被冷落了，总得有人回望与坚守。”正是这份理想信念，使《雪祭》这部小说在“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叙事观念的觉醒和文体观念的自觉”中独树一帜；也正是这份远大抱负，使得一代又一代军人甘赴边疆，甘守边疆。“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从教数年，我亲历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军校毕业学员向学校递交志愿赴边申请书，到边远艰苦的地方，到练兵备战的一线部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他们说：“孰知不向边庭苦，愿得此身长报国。”这是一份奉献与牺牲，也是一种信仰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