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强：徐老好，首先要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您以90岁高龄，凭借长篇小说《牵风记》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这是军旅文学的荣耀，也是当代文学的传奇。

《牵风记》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叙事文本，是一种新的审美建构和想象，是一种浪漫自由精神的张扬。这在中外战争文学中都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在中国军旅文学中更是独树一帜。您是否有意识地想要打开一个新的文学世界，印证一种新的战争文学的叙事逻辑？

徐怀中：我很高兴，没想到还能获奖。追求某种新的构建，这种意图肯定是存在的。我注意到你发表在《解放军报》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上的两篇文章，提及“超越性写作”这个概念。我写《牵风记》没有写作提纲，先后有过两个塑料硬皮小本子，偶尔想起一个生活细节、一句有意味的话，便随手记下来。也抄写过一些古人先贤的格言，及有关文学创作的一些名家语录，用以激励自己。其中便记录下了爱默生的这样一段话：“太阳白白照亮了成年人的眼睛，可它一直透过孩子的眼睛照亮了他们的心灵。热爱大自然的人，是那种内外感觉仍然协调一致的人，他在成年之后依然保持了孩童般的纯真。”整个写作过程，爱默生的这段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

傅强：您着意于这样的超越性写作，并非始自《牵风记》。1999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发表了您的短篇小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2000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又发表了您的短篇小说《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小说自然平淡到极点，这些作品都是在为这部集大成之作《牵风记》做准备吧？

徐怀中：集大成之作不敢当，但写那两个短篇，确实是为十多年以后才姗姗来迟的这部长篇小说打了一个前哨战。《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标题下，引用了一段隐喻式的人生格言，在《牵风记》里又重复使用，成为引领全篇寓意的一个极具关键性的线索。《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中，那个小女孩的“一抹极淡极淡的微笑”，被原封原样复制了下来，便是《牵风记》中北平女学生汪可逾脸上总带出的那个“标志性的微笑”。小说开篇，正是由这样的一个匪夷所思的生活细节切入，无形中为情节的展开带来了一层空幻的神秘感。

傅强：综观您各个时期的创作，始终葆有强烈的文体自觉意识、一种不随波逐流的创新意识，即使在纪实性作品《底色》中，也有鲜明的体现。这种文学气质在当下中国文学中凸显着一种先锋色彩。假设把您归入先锋作家的行列，您能接受吗？

徐怀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创新求变曾令我振奋。遗憾的是，先锋作家的锋芒不能为我借用。我欲再度开发自己，至关紧要的是彻底消解自我禁锢的意识，清除公式化概念化的影响，真正回归到文学艺术固有的规律上来，枯树才有望生发出新叶。你居然设想，将我列入先锋文学阵容，令我有些猝不及防。有评论家指称《牵风记》是“国风”式的书写，一下回溯到《诗经》，几乎是中国文学传统长河最为古远的源头。现在却又多承你的美意，认为这样的本土化写作，完全可以与先锋文学画等号。那么好了，分明是背向进发的两列轨道车，岂不成了殊途同归吗？

傅强：齐白石衰年变法，您90岁写出一部具有崭新审美观念与文体风格的《牵风记》，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促使您创作这样一部作品的动力，或者说哲学依据是什么？

徐怀中：随野战军挺进大别山这段经历，是我写作生涯中至为珍贵的一个题材。我暗自发誓，不把它团弄到完全满意的地步，宁可窝在手里，也不拿出去。正如你所说，历经沧桑风风雨雨，跨越世纪门槛，一路蹚过来了。我不再瞻前顾后，最后关头，必须完全放开手脚作最后一击。希望能以一副全新面孔示人，如一只鸟儿独立枝头，避免与任何人雷同。其实，所谓独创性够几分成色，无明确界限，只在读者心中。话又要说回来，《牵风记》意在凭借自己战地生活的积累，抽丝剥茧，织造出一番激越浩荡的生命气象。战争背景最大限度地被隐没被淡化了，小船拨转头来，驶入了亦真亦幻的另一重天地。小说的文体风格，自然而然与诗歌——最早产生的这种古色古香的文学体裁相契合。适宜如诗歌艺术那样无限开拓想象空间，充分发挥抒情性，以至于汲取诗歌声调节律的醇美与韵致。

傅强：《牵风记》的故事并不复杂，矛盾冲突谈不上多么激烈而跌宕，字数亦不算多，却写出了大海般宏阔辽远的感觉，显露出硕大丰沛的精神容量。您是否在寻求一种史诗性的效果？

徐怀中：我是在战争交响乐熏陶之下长大成人的，文韬武略马革裹尸，那种无可替代的炽烈的艺术魅力，时时在吸引着我，何尝不想写出一部概括性极强的大部头战争小说呢！但我不曾给自己设定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伟大目标，那样怕只能是苦害自己了。但就我的写作心态而言，却又不肯屈就现状，不肯向文学艺术时尚化妥协退让，时常处于一种心有不甘的情绪之中。仿佛一个建制部队，因为未能达成战斗任务不得不退出战场，以至于被取消了番号，不知道这样的一种心境年轻一辈人能否理解？我曾写过一篇短文《爬行者的足迹》，感叹自己写作的艰辛与无奈。从初学至今，不过是薄薄几本小书，哪怕是几千字的一个短篇，也都写得很苦。徒劳抱有毕生梦想，未可于海阔天空间自由翱翔一番。回首看去，一切都来不及了，你已经是风烛残年之人了！

傅强：《牵风记》是一个很奇特的文本，一方面奇崛玄幻，深邃高蹈；另一方面又写得很实很真。亲身经历加之出色的记忆力，使得您在复现和描写历史场景与生活细节时游刃有余、绵密入微。在我看来，您在细节真实上下这样大功夫，最终都是为小说整体上“虚”的那一面服务的。也就是说，您并非要还原真实的历史时空，而是要建构一个超越前人的独特的文学世界。

徐怀中：是这样的，我的用意正在于此。就整体而论，小说寓意趋向于空幻悠远，采用了泼墨大写意手法。而细节处理，则是尊崇工笔细描。蛐蛐儿的两根长须、蝉翼的超薄透明，原生态复制下来，一点不走样。生活细节与具体情节描写的充沛与坚实，便为人物形象塑造的丰满与鲜活奠定了深厚基础，进而从人物各自的生命体验中超拔出来，期望上升到哲理思考的高度。不妨说，这也正是从微观世界到宏观层面，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彼此呼应，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有读者反映说，小说虽多有匪夷所思处，却给人感觉上完全是真实的，并不质疑是源自于艺术虚构。由于提高到自觉意识上来，《牵风记》许多细节写作，屡屡获得了内心的愉悦和满足感，这在我以往的创作中是很少有的。

傅强：《牵风记》将知识分子形象置于前景，处处凸显文化的力量，亦将文化的魅力烘托到了极致。您怎么看待战争中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人物形象设定是否想要传达一种启蒙的思想和精神？

徐怀中：“七七事变”以后，大量知识分子如百鸟朝凤，从大后方各地会聚于延安宝塔山及各大战区前线，以自己一腔热血，为服务战争与根据地建设作出了不可或缺的巨大贡献。我在太行山中学读书时，从校长到所有男女教师，大都是从北平、上海、南京、重庆来的。我所在的第二野战军总部及各纵队宣传部长，大多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解放战争末期，又有大批知识分子加入到革命洪流中来，为新中国开国大业准备了雄厚的人才队伍。这种情况令我感触很深，所以对我而言，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军事文学作品中应该占据一定地位，是自不待言的。

不过，《牵风记》酝酿及写作过程中，主观上我并未刻意要将知识分子形象置于前景地位。我只是在战地生活的彩云流变之间，撷取了几株个体生命的标本——两男一女，以及有着500万年“记忆”力的一匹老军马。这四株生命形象在我心目中并无孰轻孰重，也无高下之别，我甚至不在意区分开来其中哪一株属于人类，哪一株原属于动物。

傅强：小说中多次描写汪可逾弹奏古琴，给在场者留下了刻骨铭心、超越时空的记忆。其实，震撼人心的不是外在的旋律，而是这种音乐存在对人心灵的冲击。您在描写弹奏古琴的段落时，内心听觉响起的是什么样的音乐？

徐怀中：《琴赋》的作者嵇康讲：“在我看来，万物都有盛衰，唯音声不变（译文）。”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先人削桐为琴绳丝为弦，所制作出的第一张古琴，弹奏出的第一个单音，至今还应该是原本原样存在的。汪可逾一生梦想所追求的，正是逆时针回返历史的原点，听到这个世界上最初始发出的那一声古琴空弦音。古琴，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别光彩的符号出现在这部长篇中，是塑造汪可逾艺术形象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同时，我也借用这件古老乐器的大美之音，不断延伸与强化了小说的主题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