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汪曾祺给故乡高邮文游台题词时，没写“沧海尽观”，也非“天下尽观”，而是“稼禾尽观”。何也？生活是作家和读者的交集，“稼禾”里藏着结结实实的百姓生活，藏着世道与人心。“第一应该有生活，第二是敢写生活，第三是会写生活”，汪曾祺正是怀着这样朴素、古典的理念，最终成为享誉中外的一代大家。

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陈仁锡反问：“士不立品，才思索然；文章千古，寸心自知，无人品则寸心安在？”自古以来，对于读书人而言，欲作文先做人，做人必先修心，心之宽度决定文之高度，思想和境界决定文风和文路，正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心正则笔正”“诗品出于人品”。反之，脱离生活、夸夸其谈，随意为之、轻慢不恭，则必为世人所不齿。

《阅微草堂笔记》里记载，正值饥疫之时，一读书人与朋友饮酒，高谈阔论至深夜。忽听阁上一鬼怪厉声叱曰：“汝为乡宦，既不思早倡义举，施粥舍药；即应趁此良夜，闭户安眠，尚不失为自了汉。乃虚谈高论，在此讲民胞物与。不知讲至天明，还可作饭餐，可作药服否？且击汝一砖，听汝再讲邪不胜正。”忽一城砖飞下，声若霹雳，杯盘几案俱碎。此公仓皇出走曰：“不信程朱之学，此妖之所以为妖欤！”

这一砖，击得好，击中了古代一些读书人的通病。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南北学者之病》一文中所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日北方之学者是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今日南方之学者是也。”其实，无论东西南北，如果读书人未能担当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责任，身怀浮躁功利之心，身陷名缰利锁羁绊，趋炎附势、低三下四，都该“击汝一砖”，当头棒喝。

《笑得好》里有一则寓言，嘲弄的正是这种没有良知的读书人。龙为百虫之长，一日发令，查虫中有三个名的，都要治罪。蚯蚓与蛆，同去躲避，且互问有哪三个名。蚯蚓曰：“那识字的，叫我为蚯蚓；不识字的，叫我为曲蟮；乡下愚民，又叫我做寒现。”蛆则曰：“我一名蛆，一名谷虫，又称为读书相公。”蚯蚓笑曰：“你既是读书相公，你且把书上的仁义道德讲讲与我听。”蛆愁眉说：“我如今因为屎攮了心窝子，那书上的仁义道德，一些总不晓得了。”

屎攮心窝，话虽粗鲁，但讽刺味浓，令人警醒。当时正值康乾盛世，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些读书人为了往上爬，不顾廉耻道德。康熙年间，一些读书人一门心思巴结权贵，不学无术，包揽词讼，横行乡里，坑蒙拐骗。此等人与地痞流氓何异？不狠狠“击汝一砖”，实难解众人之愤。

“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砥砺奋进，70年波澜壮阔，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孕育了无数动人的“中国故事”。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历史使命，必须砥砺精气神，担当大道义，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舒展在希望的田野上。

“大师、大家，不是说有大派头，而是说要有大作品。”然而，个别文艺工作者没有大作品，却有大派头，也需要“击汝一砖”，清醒一下头脑。有的远离现实、闭门造车、空疏论道，幻想靠自我炒作、靠花架子一夜成名；有的搞“悬丝诊脉”那一套，关在象牙塔里打打电话、发发邮件，把创作看作“一个人的风花雪月”“身边的小小悲欢”；有的低俗庸俗媚俗，利益为先、金钱至上，信仰缺失、道德败坏。如此这般，文艺必然变为“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还谈什么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诗情也似并刀快，剪得秋光入卷来。”今天，民族复兴的壮丽图景正在徐徐铺展。举精神之旗、铸时代之魂、怀赤子之心、树凌云之志、领风气之先，用心反映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用功描绘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用情讲述这个时代的动人故事，心有“大我”、坚守“大道”，我们就一定能够更好地 弘扬中国精神、坚定文化自信。

（作者单位：武警浙江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