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病房的宁静，“小陈，9床首长心律失常，快推急救车！”脚步声、仪器报警声充斥在病房中，抢救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经过密切监测体征以及给药，首长的生命体征逐渐平稳，脸上有了血色，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这时，9床首长的女儿赶到了。她扑到首长床前，握住首长的手，把脸贴在首长的脸上，轻轻地和首长说着话。看到这一幕，泪水在我的眼中打转。泪眼中，我看到了另一个身影。

我心中和梦中的他，永远是一身戎装，黑白相间的头发整整齐齐，眼神坚毅、面容慈祥。

他45年的军旅生涯中，有40年是在雪域高原卫国戍边。上世纪60年代的边境战争时，他是一名年轻的通信兵，在战斗中执行通信保障任务。80年代初，西藏军区要组建一支新的通信部队，他奉命来到日喀则地区。90年代的一个严冬，一项工程任务下来了——赶修一条新的战备通信线路，他担任总工兼高工。为保证工程质量，他带工程技术人员白天步行实地查看路线，到了山脚背风处搭建帐篷，晚上点着汽灯在帐篷里绘图搞设计。如今想来，那是何等壮观的画面呀：在海拔4000米的生命禁区，飞沙走石的冬季，一群边防军人顶着“风头如刀面如割”的严寒，忘我地工作着。他们的脸粗糙无比，嘴上满是血泡。白天，呼口气眉毛上就能结成冰，有时走得太急出一身汗，冷风一吹，衣服就像冰裹在身上一样。晚上回到帐篷里，打开汽灯一照，真是“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

2001年，他到了退休的年龄，要离开雪域高原了。听说要回去了，我心里非常高兴，而他却变得沉默。他每天在军营里走了一圈又一圈，角角落落都不放过。我觉得好玩，跟在他身后，见他在礼堂前的旗杆下停下，抬头看看飘扬的国旗，又摸摸护栏，若有所思地向远处望去。我又跟着他进了军人俱乐部，他走过一排排座位，不时地停下来，伸手使劲晃几下座椅，我也学着晃了几下。

我想起来了，有一次看电影回来，他说礼堂好多座椅坏了，需要维修。第二天，他让通信员找几块木块，又是锯又是刨，准备了两个晚上。到了星期天，他带上通信员，背着工具箱就去了俱乐部，修了整整一天。通信员说：“首长，这些都是列入维修计划的，您怎么亲自动手修？”他说：“我星期天闲着，正好练一练木工活儿，也给你们省下一笔开支。这就好比过日子，干什么都要精打细算，将来你到新的岗位上工作，也要处处留心，给组织尽量节省开支。”我在一旁听得似懂非懂，只是看那么多工具挺好玩。

离开的那天早上，他带着我乘车来到营区。官兵在营区道路两边列队，整整齐齐一直排到营区门外。他连忙下车，站好，举起右手向大家敬礼。之后，他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在汽车前边。到营区大门口了，他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再次面向大家立正，大声说：“谢谢大家，同志们再见，请接受我最后一个军礼。”伴随着一个标准的军礼，他脸上两行泪哗哗往下流。

汽车从日喀则开往拉萨，过了年楚河，又沿着雅鲁藏布江蜿蜒前行，大部分是山路。山紧靠着大江，公路不宽，对面来车时，需要小心错车，否则容易翻到江里。遇到山上滚落的石头堵住道路，汽车就要绕行小路，愈加颠簸。“这里又塌方了，向左边绕行一公里处有一条备用便道。”他不时地提醒司机，似乎对每一处都了如指掌。

离山远一些的江边，风景很好，蓝天白云，江面波澜不惊。江面狭窄处，有一个简易的渡口，几只牛皮小船在两岸往返，一只牛皮船只能坐三四个人。我觉得新奇，非要下车到江边看。看到有人上了牛皮船，往对岸划去，我高兴极了，挥着双手，大声喊着与船上的人打招呼，船上的人也向我招手。转头看，他却心不在焉地说，“走吧，还要赶路呢”。那是9月份，草原上的格桑花还稀稀落落地开着，放牧的人赶着牦牛群和羊群。黑色棕色的是牛群，白色的是羊群，撒在绿色的草原上，只是那样的景色很快就从窗外一闪而过。不久，映入眼帘的又是一望无际的荒山野岭。

中午，我们停在一处开阔地带休息。不远处散落着好多石头，各种姿态地躺在荒野中。下车后，他拉着我径直走向石头群中，轻轻坐下来。他说，“这些大石头可是有功的，野外施工，指挥所的帐篷搭在这里，石头就用上了。那边有几块大石头比较平整，是天然的办公桌，铺得下整张图纸”。他又指向远处说，“山的那边有备用线，如果有战争……”

他不说话了，望着远处的山峦沉思着，就像几天前在旗杆下那样。突然间我明白了，越过眼前的冈底斯山，他还看到了北边的唐古拉山脉，南边的喜马拉雅山脉。绵延的通信线路，每一处都有他的足迹；那海拔4000米的生命禁区，是他的战场啊！

是的，他就是我最亲爱的父亲——陈英民同志。

我仍记得，他离开西藏前，每晚拿着手电，和往常查哨一样，各处转转。他还写下几句诗：“军旅生涯四十载，艰辛为国守边关。岁月白了少年头，明月妻儿伴我还。”如今读来不免有些伤感，军营里有他太多的记忆。

后来，我也有了我的战场。每一次抢救成功的喜悦、每一位患者的认可、他们康复后的笑容……这些都在告诉我：虽然没有真刀真枪，我仍然在战斗，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抗争。

题图设计：孙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