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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春天，注定是一个同每个中国人都息息相关的春天。于我本人，有两件大事发生：一件是国家落实政策，母亲带着弟弟妹妹离开插队落户10年的乡村，举家返城；一件是在空军工程兵某总队警卫排当班长的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赴兰州参加全军新闻训练班招生考试。

部队政治机关把这个名额给我，与冬眠了10年的大专院校恢复高考招生有关。1977年11月，上级分配给我们部队两个参加地方高考名额，经层层选拔，我和施工大队另一名战士走进设在驻地铁路一中的考场。记得我俩走出考场时，有位监考老师当面说：“这个考场，就你们两个当兵的答题答得最好。”令人焦灼的是，我始终没有等到我的具体考分。等到的最后结果是，那名战士高高兴兴去了陕西省公路学院洞库专业学习。

说实话，我心里并没有太多失落。

这时我的服役期已满4年，自己的打算是退伍后再好好复习一段时间，来年考广州的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籍战友经常把领改革风气之先的家乡说得天花乱坠，这让我对美丽的羊城无比向往。

1978年春天就是这样充满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就在我准备年底“向后转”时，上面又来了指示精神，原总政治部委托解放军报社办一个全军新闻训练班，要在各大军区、军兵种连、排干部和预提干部对象中招考一批学员。我们分到一个参加考试名额，政治部研究后，确定让我去应试。

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举办全军新闻训练班。在各大军区都设置了考场。

我们这片的考场设在原兰州军区招待所一个大会议室里。头一天考的是政治理论及历史，第二天是语文常识及命题作文，第三天是口试。监考官是报社通联处派来的两位老编辑——高建新和唐建亮。

那几天，正好原总政军乐团来兰州演出，也住在军区招待所。我们在考卷上答作文题的时候，听到女演员圆润、浑厚、清亮的歌声从长长的走廊通道上传来（后来我多方打听求证才知是韩芝萍在练声），那么悠扬，那么悦耳动听。令人感到世界的美好，春天的美好。在歌声的陪伴下，我文思泉涌，作文一气呵成。30年后见到韩芝萍，我告诉她：你的歌声改变了我的命运。她听后很是意外。这是后话。

口试时，面对两位考官连珠炮似的提问，我紧张得语无伦次，脑子里常常一片空白。中午围着一个大圆桌吃饭时，我看见对面的高老师、唐老师相视一笑，好像在说我什么。我想我彻底完蛋了，一整天情绪低落，连去黄河边游览的兴致都没有了。

料想不到，我竟然被录取了！口试虽然差强人意，但政治考试我考了86分；作文《杨柳青青》排名第一，作为学员优秀答卷之一刊登于《军报生活》，在编辑部引起不小的反响。

去北京之前，部队批准我回了一趟家。我惊喜地发现，不仅仅是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有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命运，我所熟悉的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道甚至每一个家庭，都在发生着从前不敢想象的变化。似乎每颗蛰伏的心，每种新奇的想法都在跃跃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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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无后顾之忧、大有可为的心境中，4月底，21岁的我穿着一双解放鞋，背着方方正正的背包，怀着一颗充满期待的心走进了解放军报社大门。

我走进了一个温暖的集体。50余名学员住在报社办公大楼六楼东头的七八间屋子里，社领导轮番来看望，编辑部的同志伸出了热情的双手。因为我年龄最小，在生活等各个方面受到大家的关心照顾是最多的。比如一个房间四张床，领队让我先挑一张朝向位置好的床睡。

1978年正是意识形态领域“开禁”时期。学员们时常有幸在内部电影院和报社篮球场上看到诸如《流浪者》《阴谋与爱情》《冷酷的心》等一批重新“出笼”的优秀外国影片，也可以在报社资料室借阅和在新华书店购买一些新书、好书。北京的大千世界，世界各国的文化，如潮水般猛烈地席卷着我这个来自西部高原的小兵。

新闻训练班每天上午和下午都是上课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有时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那时特别流行一句话：把曾经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杨子才老师说：“时不我待，给你们吃的是压缩干粮。”我们常常连轴转地听课，连夜整理笔记，生怕漏掉每一个观点，每一种感悟。有时写着写着，头“砰”的一声磕在桌子角上了，但痛并快乐着。

记得给我们讲过课的老师有吕梁、邵华泽、和谷岩、杨子才、陈济、陈捷、林剑、林兆义、宋维、宋群、宋琼、刘书忱、卢纯田、尚力科、王建国、章文龙、郑励新、王澍、钱永祚、刘绍荫等人，还有从地方大学、新闻单位请来的一些大家、名家。他们给我们传授文化知识，教导我们如何采访、写作，如何做事、做人。

记得负责管理学员一日生活的高建新老师，曾用手掏过厕所里堵塞的下水道，接人、送站，为我们做了很多具体事情。

记得宋琼、梅定璋、阚士英、李启科等老师带我们去胶东半岛采访。从天津塘沽一上船，我们几个空军学员便你一句、我一句地赛起诗来。什么“钦差大臣飞山东”，什么“一路海风送君行”，争高论低。很快，头一次坐船的欣喜便被接踵而来的眩晕、呕吐所带来的痛苦取代了。第二天早上，面无人色的我被同伴们架到了码头上。

记得在编辑部实习时，带我的张文荣老师对我说过这样一些话：新闻的成功是选择的成功；要关注人，关注不同人的不同命运；记住，只有打动你的事情才能打动读者，不要写那些无病呻吟的东西；事情是个什么样子，一是一、二是二照实写下来就行，不用人为地设计、构思。后来，我不仅照着做了，还把这些经验传授给我带过的学员、报道员。

记得部队很快转来我提干的有关手续。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正儿八经地领工资，从财务科会计贾吉平手中接过52元钱后，便上街买了西瓜、糖果之类招待学友们，大家欢聚一堂，好不热闹。

记得我从自发来稿中选编了一篇稿件，在军报长征副刊登了大半个版，令人兴奋不已。很多人的名字我记不住，但很多年以后我还记着该文作者叫姚文果。有一次参加海军部队的一个活动，我遇到在原总政机关工作的姚文怀少将。闲聊时，我说很多年前我给一个叫姚文果的战士编发过一篇报告文学《高高的瞭望塔》，他的名字和你的名字只一字之差。没想到姚将军回答说：“他是我的亲弟弟呀！就因为在军报上发表了大块文章，他后来还提干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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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学习生活。虽然只有短短半年时间，但奠定了我们终生从事新闻工作的基础，在我们脑海中留下很多值得回味的东西。

以后，报社又办过几期新闻训练班，报社老同志便戏称我们为“黄埔一期”。我们那批学员先后有10人调入报社工作。总编室调了孙谦，军事处调了陈歆耕、刘新建（他干了一段时间又调回了博山），政工处先调了季桂林，后又调了徐生，通联处调了朱英秋，记者处调了饶洪桥、谭道博、徐文良和我。

人生如梭。一晃40个年头过去了，当年栽培我们的园丁一部分已经作古，一部分还能在院子里散步时见到。当初满头乌发、意气风发的我们，也已两鬓染霜、满脸皱纹，步履多少有些沉重。但是，我们不会忘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年鉴上写下重要一页的1978年，不会忘记我们曾有过的那段紧张而快乐的学习时光，不会忘记引导我们走上新闻工作之路的前辈们。这么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心甘情愿、辛辛苦苦地吃这碗“新闻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常常以那些无怨无悔的老报人为榜样，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与这个战斗的集体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厚感情。他乡虽好，终非吾土，这里才是我们永远的家。因为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汗水，我们一切的一切，都融汇在这张每天散发着幽幽墨香的报纸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