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7月，知悉彭荆风同志远行的那一刻，我的心被重重一击，好久未平静下来。一年来，我多次向着西南远方凭窗遥望，一个在文学路上的坚韧跋涉者从我的记忆深处走来，渐行渐近，又渐行渐远。

彩云之南，群山苍茫，大河激荡，密林绵延。彭荆风1949年到那里工作直至2018年，70年的时光里，他一直是在那里度过的。他熟悉云南，云南也“熟悉”他。

1980年7月，在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我初次见到彭荆风。交谈时了解到，他的文学创作分为两个时期：1957年前为第一个时期，1979年后为第二个时期。此时，正是第二个时期的开始。他的创作势头很猛，除那篇后来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驿路梨花》，还有写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爱与恨的边界》。为赶写这部小说，他累病了，住院治疗后才得以完成。他说，还要写些边境作战的作品，这是军队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此以后，我们的联系多了，偶尔写封信或通个电话，有机会总要见上一面。虽然没有主题，但交谈的内容总离不开读书和创作。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埋头写作，因而我常常收到他刚问世的新作或重版的旧作。每收到，我都会认真阅读，有时还把看法告诉他，所以他的作品我绝大多数都读过。有写边防部队的，写云南各族人民生活的，也有把军队和各族人民放在一起写的，我从中看到了云南边防部队守卫祖国边境的忠诚，看到了云南各族人民奋进的英姿，也看到了云南瑰丽多彩的山光水色和风俗民情，品尝到一种云南特有的味道。他生前出版的32部、近千万字的作品，都是这样用生命写出来的。有时写起来竟然达到不要命的地步，常常是写作或修改一部作品，他就会累倒一次。

在他的诸多作品中，我对长篇小说《鹿衔草》更偏爱一些。这固然因为作者曾说过：“一部仅20余万字的小说，前后却历时17年之久，这并不是我在精心雕琢，而是这小说的命运，也像这小说所描写的苦聪人一样，多灾多难，饱受折磨。”还因为他向我说过这部小说从写作到出版他所经受的折磨。

彭荆风是偶然从一份简报上看到苦聪人定居的情况。这是一个只有几万人的民族，长期生活在边远封闭的深山老林里，过着穿兽皮、树叶，吃野兽、野菜的近乎原始的生活。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他们走出深山老林，定居定耕。彭荆风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新颖的题材，决定以此写一部小说。为此，他沿着藤条江上行，涉山林，过草莽，走进原始森林边缘苦聪人定居的山寨，访问苦聪人和在当地工作的傣族、哈尼族、瑶族干部，请他们带路，爬大山，钻老林，听苦聪人讲过去披兽皮、顶芭蕉叶，靠兽肉和野生植物度日的原始生活，以及党和政府派人民解放军到深山老林寻找苦聪人，并帮助他们定居安家的情景，掌握了大量生动材料。

可是，当他刚刚写出初稿，就因为那场政治浩劫受到冲击，并被投进监狱。1976年9月，他出狱后清理物品，发现书籍文稿散尽，以为《鹿衔草》的文稿也在劫难逃，没想到有人把最早的草稿和打印稿保存了下来。彭荆风喜出望外，又进行了较大改动，于197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我所以喜欢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小说写了一个民族从几近原始的生活一步跨进现代化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变迁史，是第一部写苦聪人的长篇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文学路上的坚韧跋涉者，是不怕冷清的孤独者、寂寞者，是忠贞不渝的痴情者、坚守者，是至死不悔的苦行者、奋进者。彭荆风是这样的人，在90岁高龄时写出了长篇小说《太阳升起》。那是他对历史的奉献，对现实的礼赞，对未来的憧憬。1952年，他时而坐汽车颠簸在正在修筑的公路上，时而骑马走在崎岖的山间小径，时而步行翻越无路的沟壑，涉红河峡谷，渡澜沧江激流，到达正在崇山密林中剿匪的连队。他与干部战士一起住窝棚，沐风雨，喝生水，吃冷饭，在周旋中消灭残匪，当连队干部不在位时，他还担负起指挥员的责任。

剿匪结束后，他又随部队进入西盟。身背一支卡宾枪、四颗手榴弹，到分散在西盟佤山各处的多个工作组搜集材料，向营教导员兼西盟工委书记侯立基汇报，得到大量第一手素材。3年后，他连续写作出版了《边寨亲人》《佧佤部落的火把》《当芦笙响起的时候》等作品，其中《当芦笙响起的时候》被改编成电影《边寨烽火》。然而，他想创作长篇小说的计划却被迫一推再推，直到90岁时才动笔。他把编辑自己文集的事情推开，说“那是后人的事情”。有了病不管不顾，以致完成小说再去医院为时已晚，《太阳升起》就成了他的绝笔，让人想起来不禁怆然涕下。他自信地说：“现在好不容易写出来，这是用心提炼、剪裁后的故事。我相信，即使是如今身在西盟佤山的年轻读者，在读到这些60余年前的事时，也会惊讶那年月西盟佤山怎么会那样与世隔绝，社会的变化是何等不容易！”这种自信来自底气，这种底气并不是每个作家都有并敢于说出来的。

对逝去的作家或诗人的最好缅怀，就是读他的作品。他的思想和感情、他的挚爱和憎恨、他的欢乐和痛苦、他的追求和憧憬，全化作生命之水渗透在字里行间，时隐时现。写作，就是写自己。彭荆风自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