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当进藏先遣连入藏之际，阿里的乡亲们还没有听说过“解放军”，当时把解放军翻译成“夏保”，即朋友之意。“金珠玛米”是后来对解放军的称谓，意为“大军”。

当年，进藏先遣连翻越昆仑山脉、孤军进藏的壮举，无疑是一首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

记得，当我二十年前在叶尔羌城的晨曦中走过“零公里”这个路标，前往阿里采访时，车轮刚刚启动，我就感到了一种近乎仪式般的神圣感。

我似乎听到了某种召唤。浑身的血液像被传说中的英雄之火、血性之火点燃了。我听到了壮烈、悲怆的长歌，它一直萦绕在那片辽阔的高原上，回响在时间的深处。

它听起来如此像一个传说，但它是真实的。一个连队的故事能够在高原成为传说，证明它已是高原的一部分，是一缕永存的英雄的精魂。

我踏上的是一条寻觅英雄的曲折之路。我想解开一个谜：69年前，一支孤军深入藏北数千华里，在补给线中断的半年时间里，他们是如何战胜世界屋脊险恶的自然环境、求得生存的？他们又是如何承受近一半战友因疾病、饥饿而牺牲的巨大悲痛的？他们战胜自我和恶劣环境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我执意要踏上“天路”，翻越莽莽昆仑的冰山达坂，深入雄阔阿里的雪山荒原，越过时光的千碍万障，去寻觅英雄。我决心已定，毅然前往。

阿里地区地广人稀，吉普车从一个毡帐到另一个毡帐常常需要半天，甚至一天。

牦牛拉着帐篷，人们骑着矮壮的藏马，赶着羊群，唱着流传千年的民歌，自由地游走在这阔天阔地里。虽然说法在细节上有些差异，但很多人都能讲起先遣连“夏保”的故事。无论讲起这些故事的人当时是喝着酥油茶，还是喝着青稞酒，都会因激动而把黝黑的脸涨成黑红色。然后他们让自己慢慢平静，再然后以传唱《格萨尔王传》一样肃穆、庄重的神情，向我娓娓道来。每讲到动人之处，他们会仰起脸来，灌下一大口酥油茶或青稞酒，以抑制自己的情感。抑制不住的，就让眼泪毫不掩饰地流出来。

有位叫扎西的老人已经很老了，他说不清自己的岁数，只知道“夏保”刚到高原时，自己已活了很多年。讲到英雄们的壮举时，他会泣不成声，与我抱头痛哭。最后，他说：“他们都会进入天国的，他们都会，即使不用超度也会进入，因为他们是英雄啊。”

无论扎西老人游牧到何处，他每年至少会返回扎麻芒堡一次。他会去那废弃的营地转转，在那已被迁走的墓地旁，有他专为英雄们设置的玛尼堆。

我永不能忘记他那黑色的、沟壑纵横的、有如古树皮一般的皮肤，凌乱的白发和浊泪滚落的双眼，以及他嘶哑的嚎啕痛哭之声，还有他努力计算自己年纪、最终却没有答案的孩童般的神情。

我对这种源自灵魂和血脉的对英雄的敬重和热爱感到震撼。这正如扎西老人告诉我的：“不做雄鹰的人不知道天空的高度，不爱英雄的民族不会英雄辈出。”

这次寻觅之旅使我感受到了英雄故事的魅力，它如此感人，如此有力量。而我首先要完成的是真实地再现那一切。我不得不一边拍打着历史书页上的尘灰，从简略的记叙中搜寻出那被省略、从而被人遗忘的往事。

1998年，我还是名少尉军官，有机会在西北边防进行了长达六个月的采风和采访。当年10月，走到阿里，我听到了先遣连的传说。然后我走进了阿里军分区史馆。我惊喜地发现，军分区收集了大量先遣连的史料、遗物和照片，并用连环画的方式重现了先遣连史诗般的进军历程。

其后，我又两次前往阿里采访。每次到阿里，我都会去狮泉河烈士陵园，瞻仰和祭拜英雄们。陵园建在一面寸草不生的山坡上。奇怪的是，在烈士们的纪念碑周围，却丛生着茂盛的红柳，红柳花像火一样开放着。我感觉到了，那就是真实，它像火一样炙烤着我的心；我也感觉到了，那就是真实的生命力，它不论在怎样的环境下，都会顽强地生长。

1999年，我写出了《祭奠阿里》的初稿，但总觉得不满意。我又在新疆、甘肃、青海、陕西等地寻访了部分幸存的先遣连老兵。2007年，我又利用到阿里代职的机会，再次对进藏先遣连的史料进行了搜集，完成这些补充采访后，对书稿进行了重写。在发表前夕，我再次细览了拙作，对部分当年使用的词句进行了修改，它便有了如今的样子。

在写完这本书后，有出版社曾准备出版，已完成编辑工作，但因为各种原因，终未能成。我后来回去写小说了，一摞稿纸放在那里，再也没有去管。它也就成了一部尘封之作，一晃，二十年已过。我从少尉时采访，到离开军队，成为一名退役老兵，长篇非虚构作品《祭奠阿里》才得以在2019年《收获·长篇专号》上以如此庄重的面目发表，令我不胜唏嘘，也尤为激动。

我认为，进藏先遣连辉煌的进军，以及进军途中所经历的一切，是人类精神世界中最坚硬的部分，我们理应对此心怀敬意。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人在面临绝境时，如何倾尽全部的力量和智慧来守护责任和荣誉。

现在，《祭奠阿里》的发表，让我有了一个祭奠英雄的机会。我想再回阿里，带着这本书去祭奠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