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剧感兴趣的人，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近些年，话剧演出越来越多，“话题剧”一波接一波，各地大小剧场数量增加，观众的艺术视野也越来越开阔。在这种整体繁荣的情势中，军旅话剧也乘势而上，不时有口碑不错的作品问世，有力弘扬了主旋律，发挥了强军文化的战斗作用。与此同时，如何在热潮迭起的演出市场中不被淹没，如何获得艺术口味越来越挑剔的观众的认可，如何突出军旅特色、艺术魅力、文化价值，也是新时代军旅话剧面临的挑战。新时代军旅话剧路在何方？纵观新中国军旅话剧70年来的发展历程，从中能找到答案。

一、建构意义世界

艺术作品从不是单纯的娱乐，其承载和表达的意义格外重要。军旅话剧就是在对意义的追寻与坚守中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和风格特征。通过对战争历史和军事斗争准备过程的真实反映，借助感人的艺术形象确立正面价值，弘扬主流精神，建构具有超越性的意义世界，是中国当代军旅话剧一以贯之的追求。

前十七年时期，军旅话剧在对革命历史和部队现实生活的书写中，确立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等价值意义，一开始便站在了引领价值导向的精神高地。因为话剧艺术独特的现场鼓动性，因为全国剧团的蓬勃发展，在文学艺术为时代放歌的主旋律中，军旅话剧成为了领唱者。一部优秀的军旅话剧作品不但会在全军文艺汇演等大型活动中获得荣誉，而且很快会被改编成电影作品获得传播推广。譬如胡可的《战斗里成长》、傅铎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陈其通的《万水千山》、沈西蒙执笔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等话剧作品，除了获得舞台演出的成功，还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成为舞台与银幕上共同的时代经典。而这些作品所承载的家国情怀、铁血精神、牺牲精神，自然构成了军旅话剧的意义世界，并成为引领时代精神的路标。

随后，无论是戏剧艺术变革呼声高涨的1980年代，还是市场整体低迷的1990年代，抑或进入繁花竞放的21世纪，军旅话剧始终坚持对正面价值的肯定、对意义世界的建构。正是在此前提下，军旅话剧的取材与艺术表达才彰显出独特价值，在众多类型的话剧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影响。

二、强烈的问题意识

前十七年的军旅话剧形成了以典型化为基本方法、以悲壮为美学风格、以歌颂为情感基调的创作模式。这种模式在特定时期起到了印证历史、歌颂英雄、激励斗志、净化灵魂的作用，但随着人们审美需求的多样化，同质化的人物塑造和较为单一的颂歌模式渐渐显出了自身的局限性。进入1980年代，军旅话剧从中心走向了边缘。如何突破与创新，是困扰军旅话剧发展的难题。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直至21世纪初年，对“问题意识”的强调成为军旅话剧突破艺术困境的法门，军旅话剧也得以在话剧整体萧条的大背景下获得发展。创作者不再墨守成规，开始着眼现实军营中存在的问题，创造新质人物，突破固有的颂歌模式。庞泽云、王承友编剧的《炮震》和姚远、蒋晓勤、邓海南编剧的《“厄尔尼诺”报告》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最具鲜明问题意识的作品。《炮震》通过“神炮团”官兵文化水平、技术能力与新型火炮不匹配的问题，反映了科技兴军的时代主题。《“厄尔尼诺”报告》则通过军门子弟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面临考验、甚至发生变质的故事，批判了拜金主义对全社会的影响，尤其是对军人价值观的腐蚀。

进入21世纪，以王俭的《爱你不容易》，姚远的《裁军进行时》，孟冰的《这是最后的斗争》，王宏、李宝群、肖力的《兵者，国之大事》等剧作为代表，军旅剧作家怀揣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对现实中的种种矛盾问题作出了省察与思辨。

作为一部军旅话剧，《爱你不容易》探讨了家庭关系的平衡、人的尊严意识、两代人价值观念的差异等富于时代感的问题。有意味的是，剧作不是以矛盾的解决、而是以矛盾的开始作为结局，将思索的空间留给了观众。

《裁军进行时》聚焦传统光荣、信念坚定但观念保守、技术落后的某部队及其中层干部群体，通过对他们面临裁军时心理困境的分析，完成了对其精神成长的展示。从不相信到抵触，从不甘心到接受，在人物的精神成长过程中，国防现代化这一宏大主题获得了具体生动的展现。作品意在告诉人们：国防现代化不仅仅是武器装备现代化，还需要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在这一宏大主题下，剧作也提出了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当军人经历了训练场上的“苦”后，如果他转业到地方，他“能干什么”？他的专长何在？这个问题是对军人现实困境的深切理解，也是对军人牺牲奉献精神的无声歌颂，更体现出贴近生活的人文关怀。

《这是最后的斗争》可以被看作是对《“厄尔尼诺”报告》的回应。作品反映了金钱利益对理想信念的腐蚀，提出了关乎我们时代精神出路的尖锐问题。在讨论了诸多社会问题、直面了剧中人的精神危机后，“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的歌声，传达的便既是一种忧患又是一种力量。同样，《兵者，国之大事》也是一部具有强烈问题意识的现实主义剧作。剧作聚焦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着眼纠治“和平积弊”，以强烈的忧患意识暴露了“演习如演戏”的问题，在保安全与练精兵两种观念的冲突中，表达了深重的历史与现实思考。

应当说，以上剧作中触及的部队现实问题都非常尖锐，它们引起的广泛反响让创作者们看到：军旅话剧对问题的敏感和讨论，是另一种确立正面价值、建构意义世界的有效方式。

三、寻求新的艺术生长点

反映时代、表现时代、呼应时代，是艺术作品的共同课题，也是军旅话剧的责任和使命。尤其当我们迈进了新时代，置身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军旅话剧更需要在弘扬自身优秀艺术传统的前提下，寻求传播强军文化的新的生长点。而在近几年的新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军旅话剧的一些新的生长点与可能性。

首先，军旅话剧的情感表达越发深刻，悲壮作为一种美学追求得到了全方位的拓展和延伸。王宏、李宝群、肖力创作于2016年的《从湘江到遵义》就是一部具有强烈悲壮美学追求的作品。剧作取材于红军长征途中的湘江之战，惨烈的牺牲虽然是舞台再现的历史事实，却不是创作者表现的重点所在。创作者是要在历史牺牲的基础上，探求信仰、主义、观念问题。由此，自己为之牺牲的革命理想是否实现——这个由那些年轻的牺牲者发出的历史追问才格外震撼人心。

除了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这部叙述体话剧在艺术处理上也有大胆的创新。作品时空跨度大，推进速度快，采取整体写意、局部写实的艺术手法，追求再现与表现的结合。其中，历史人物穿越生死界限的设计可谓神来之笔，让历时性历史过程变成了共时性参与。英烈灵魂参与当下的追问，让我们意识到：他们没有离开，他们还在，在看，在期待。这跨越生死的追问就是《从湘江到遵义》极具深层次悲剧感的戏核，而巧妙的时空处理对于深化主题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次，青春叙事视角的加入有效增强了军旅话剧的时代感。2019年5月起，一部军旅话剧新作《历史的天空》成为热点，在军队和地方的演出中反响热烈。作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戏剧专业2015级毕业大戏，话剧《历史的天空》何以产生持续的热度？原因就在于它的青春叙事视角。《历史的天空》选取主人公梁大牙等人的青春时代，将他们的革命选择与爱情选择作为聚焦点，简洁、干脆、利落地突出了“青春”这个关键词。除了戏剧冲突集中，青春视角的好处还在于：第一，观众易于共情。因为青春是观众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共性便极易产生共情效果；第二，年轻观众爱看。一般说来，革命历史题材往往不太容易吸引年轻观众，而年轻观众是军旅话剧迫切需要争取和培养的受众群体。通过对悲剧感的表现、对青春叙事视角的强化，军旅话剧探索了一些新的艺术生长点，有效发挥了自己的文化影响力。

进入新时代，军旅话剧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坚持建构意义世界、保持对现实问题的敏感、继续寻求新的艺术生长点，是军旅话剧引领风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发挥文化战斗力、弘扬时代主旋律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