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情理而已。一定环境下，人情和道理一般是相通相近的，这就是所谓的情理。情理蕴藏于心、彰显于世，用它可以丈量人的言行、评估人的品行。

《檀弓》所载的“曾子易箦”，古时曾被作为知止守节、克己复礼的教材，供人们学习和镜鉴。

故事讲的是，病危的曾子躺在一张华美的席子上，一旁执烛的童仆感叹：“华美而光洁，这是大夫才能用的席子啊！”曾子听罢惊道：“这是季孙赐给我的。”他让儿子曾元扶起自己，立即更换席子。曾元说：“您病得很重，经不起挪动。如要换，等天亮之后吧。”曾子不肯，席子换完后，他还没躺好就去世了。

“曾子易箦”之事，乍一看，令人肃然起敬；细想一番，却有诸多膈应。清人秦书田就非常地“不然其说”，他在《曝背余谈》中讲：如果席子是季孙所赐，自己不该使用，那么曾子当日就应毅然辞之不受，不应等到病危之时才决意换席。“情之所不有即为理之所必无。”秦书田的话，想必曾子再生，也难以反驳。

天下事，情理而已。一定环境下，人情和道理一般是相通相近的，这就是所谓的情理。情理蕴藏于心、彰显于世，用它可以丈量人的言行、评估人的品行。比如：人不可背叛祖国、不可背信弃义、不可公私不分、不可好逸恶劳，等等。情理随处皆是，只要细心观察和学习，一个人就不难渐进为智者、贤人。否则，就会成为愚夫、恶人。

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述了同僚的一件荒唐事。咸丰八年，臬台明绪之母因疾去世。据金铺说，明绪换得赤金三千余两。臬台本是苦缺，然而，就看这份丰厚积蓄，可知其官品不佳，他还处处称“囊中羞涩，殊难支撑”，以此再得数千金。随后，又有人揭露，明绪葬母所用棺材、杠夫、油布、绳索等，都由他人报效。张集馨愤慨：“明臬母死不费一钱，真可谓孝思罔极者矣！”

为官吃拿卡要、贪污腐化，葬母之费还极力搜刮，明绪所为自然不合情理。由此可见，违情悖理之事，背后总有着不正当的诉求、失衡的心态、扭曲的人格。历史上，烹子的易牙、叛亲的开方、自宫的竖刁，他们干出不合人情、昧天绝理的事，不正是为了阿谀取容、以获私惠吗？“君子处世，惟情惟理。情理穷，而君子之途塞然。”情理是做人的根底，切不可等闲视之。

“情之不容己处即是理。”情和理常常同排并坐，可也有相妨的时候。清代心学家马时芳所著《朴丽子》，既有农圃樵牧之事，也有街谈巷议之语，关注一饮一食、一草一木之细微，以期唤起人们对情和理的思考。书中第三卷有一则“共为人佣耕”，讲的就是情理相妨的情况。

一群人受雇为田主耕种，到了饭点，腊肉送到了田埂上。有人从中夹出数块，说：“回家时带给母亲吃。”正当大家面面相觑时，一个少年将肉抢来吃了。少年讲：“这些肉是田主慰劳我们，给我们润枯肠的。母亲应当自己奉养，集市上鸡鱼羊猪应有尽有，还怕买不到吗？”众人听完，都笑了起来。

这是田埂上的一幕小打闹。说“归以遗母”，讲的是人情；说“此肉乃主人劳苦我辈”，讲的是事理。这时候，情和理就不在一端了。几块肉是小事，因而大家只是闹一闹、笑一笑。可如果遇上的是关乎民族大义、国家命运的大事呢？

常情与事理相妨时，一个人作何选择，他人往往很难提要求、给建议。关键时刻真正起作用的，还是个人觉悟。抗日战争中，送儿打日寇的母亲、送郎上战场的妻子数不胜数。英雄母亲邓玉芬就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邓玉芬心里不痛吗？决然不是。她所选择的，是至正至大的道理：宁死不当亡国奴。这实在是一面烛照人心的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