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73岁，是一名退休军医。从参军以来，我就有一个特殊的“爱好”——研究弹片、地雷等“战争标本”。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广州军区卫生学校学习，毕业后曾随解放军第762野战医院卫勤保障队参加过边境自卫反击战，上世纪90年代还执行过广西边境大排雷等保障任务。这也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类型的“战争标本”。

我开始研究弹片、地雷等“战争标本”，源于在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保存的弹片。当我跟随医疗队奔赴前线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将弹片从受伤战友体内取出后，他们大都会将弹片索走，说要留下“生命的纪念”。自此，每次术后，我都用酒精将弹片清洗干净，再用红布包裹送给战友。

但残酷的战争还是让许多与我同龄的年轻战友失去了生命。在前线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经历这样的场景，非常心痛。怀着对牺牲战友的纪念，我将这些“无主”弹片掩埋于战地医院旁的丛林里。

有一次，我收到一份特殊的纪念品。我曾医治过一位广东籍战友，当时他右腿被炮弹炸断，一块弹片还深深嵌入左腿。最终他虽残缺了一条腿，但还是很乐观，康复后便出了院。过了一段时间，他托人给我带来一个布包，打开一看，竟是嵌入他左腿的那块弹片。我深受感动，将它珍藏。

亲历失去战友的伤痛，这些特殊的战场“纪念品”让我深深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以及生命的可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时常到边防基层连队，和战士们一起研究列装部队的防弹防伤装备，给他们讲战场上可能遭遇的各种火器打击以及如何开展自救互救，为的是将自己的战场经验传授给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起初，从战场带回来的弹片，我仅作为一种私人纪念留存。没想到，在1987年10月召开的全军第一次军事医学病理会议上，北京军区一位病理专家问我：“你去过前线，一定收集了不少相关资料吧？”我告诉他自己记录了大量的战伤治疗笔记，他却说：“仅有笔记是不够的，有没有拍伤势照片？有没有研究致伤武器样本？”

一语点醒梦中人。是呀，保存这些弹片，研究它们的致伤威力，肯定有助于战伤救治能力的提高。此时，我开始萌生研究战场致伤物的念头，但当时战争已结束，如何实现这个计划呢？得知广西即将开始全面扫除边境遗留雷场的消息后，我意识到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于是，我向上级打报告要求随排雷部队一同前往，孰料遭到边防排雷部队的一口回绝，理由只有一个：非常危险！

1994年，我调入解放军第303医院病理科工作，以开展科研需要为由，几次向领导申请，边防排雷部队才勉强答应我以观察员的身份随部队进山。此后5年间，我先后6次随工兵排雷分队进入边境雷场，并在1999年将收集研究获得的数据以及自己亲历战争的所见所闻，整理出版了《地雷与排雷伤病研究》一书，填补了当时国内在该领域的空白。

这些年，我虽已退休，但仍致力于整理“战争标本”，为的是更好地研究战伤救治。单位也专门找了一间屋子收藏这些“战争标本”和文献档案资料，支持这项研究的开展。

说实话，作为亲历过战争的一名老兵，我希望世界永远和平，希望我整理的“战争标本”、研究的相关资料永远都派不上用场，不过和平年代也要未雨绸缪，创新战伤救治的方式方法。但作为一个冷门学科，相关领域难以吸引年轻医疗骨干参与，缺乏有效临床研究，我也年岁已大，力不从心。因此，希望能遇到对此有研究兴趣的医生或学者，我愿与之分享相关经验和资料，望能继续加以研究，填补更多战伤救治领域的空白。

（李全岳口述，李源俊整理）

上图：李全岳整理的“战争标本”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