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2018年12月中旬的一天。来凤县的天空终于露出阳光。有了阳光，屋子里暖和了不少。张富清老人坐在窗下的椅子上，笑眯眯地观赏着窗台上的蟹爪兰，饶有兴趣地听着收音机里的节目，左手习惯性地抓着装了义肢略显空荡的左腿裤管，右手随着高亢的秦腔打着节拍，有滋有味地哼着。
此时，门“吱”的一声被推开。幺儿子张健全开门走了进来。进屋就对老父亲说：“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是党中央对退役军人的关怀，信息采集有政策规定，你得把你那些宝贝亮出来。”
儿子说的那些宝贝，张富清已经整整隐藏了六十年。六十年过去了，他对单位的同事没讲，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也很少提及，难道这次登记一定要将它们拿出来？
前些日子，他在医院住院时，幺儿给他讲过几次，他都未表态。他想把那些军功章藏在箱子里永不示人。可是，这一次组织有要求。听党的话，按组织要求的去做，这是他一辈子的行为准则。既然组织有要求，他也就心甘情愿地点了头。
在父亲卧室最里头的墙角处，放着一个老式的五斗柜，柜上放着一只略显陈旧、铜按钮已经损坏了一个的棕色皮箱。几十年了，张健全从来没有打开过这只皮箱。记得很小的时候，大哥因为好奇动了父亲挂在墙上的挎包，被父亲狠狠教训了一顿。不乱翻父亲的东西，从此成为他们家的一个规矩。
张健全打开按钮的那一刻，他的手有点颤抖。揭开箱盖，是一层绒布，揭开绒布，一枚枚闪亮的军功章整齐地摆放在箱子的右侧，一本本证书叠放在箱子的左侧。他拿起雕有毛主席头像的一等功奖章走出卧室。张富清从儿子手中接过奖章，脑海里顿时浮现出60多年前彭德怀司令员为他颁发奖章的情景。张健全对沉思的父亲说：“你得给我讲讲这些荣誉的来历，要不然别人问我，我讲不清楚就很尴尬。”
老人用手轻轻地摸着奖章的边缘，战斗往事一幕幕在他脑海里闪现……
二
三五九旅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张富清在六连感到了亲人般的温暖，得到了组织的关怀，还有了人生的理想。在一次遭遇战中，他发现自己竟然听到了枪声也不再害怕。在争夺一个高地时，他勇敢地冲在最前头，膀子挂了彩，他也没下火线，坚持战斗到胜利。在这次遭遇战中，他因表现勇敢，荣立团一等功一次，还被提拔当了副班长。
有了信仰就有了追求，有了力量，有了勇敢精神。张富清这个少言寡语的汉中汉子，由弱不禁风的小绵羊从此变成了一只小老虎、一个不怕死的突击队员。
1948年8月中旬，正是关中平原玉米灌浆的时节。西北野战军又一重大战役在关中的壶梯山打响。横在张富清所在连队面前的是一道山梁，从最高处的几个碉堡射出的密集子弹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力网，一时打得进攻部队抬不起头来，几次冲锋都因伤亡过大而中止。战前，张富清主动报名参加了突击队，并被任命为突击组长。“攻击受阻，突击队上。”李连长高声吼道。个子不高的张富清抱着炸药包冲在最前头。凭着勇敢和机智，他成功地炸掉了吐着火舌的碉堡。
战斗结束，在庆功会上，张富清荣立师一等功一次并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他又屡立战功……
关中大地，硝烟散尽。新中国成立后，张富清随部队到哈密剿匪，在阿拉尔、喀什搞建设修营房，一边战斗一边垦荒。
朝鲜战争爆发后，已经升任副连长的张富清再一次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他知道到朝鲜打仗更艰辛，流血牺牲的概率极大。可他心里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听党的话，时刻做党的突击队员。他和战友们日夜兼程赶到北京，准备出征的时候，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订。后来，按照组织的安排，张富清被派往文化速成学校。他先后在天津、南昌补习文化，最后又分配到了九省通衢的武汉，进入武汉的防空学校继续学习。
1955年6月，经过一年多的培训，张富清即将毕业。那时，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不仅军队需要干部，地方更需要年轻有为的干部。张富清面临转业。当时，他有三个选择：一是回老家汉中洋县，二是留在武汉，三是到湖北恩施来凤。回汉中洋县，既是衣锦还乡，又得天时地利，便于开展工作，还能照顾亲人；武汉是省会大城市，环境优越，工作生活便利；恩施来凤，山高沟深，穷困偏远。
关键时刻，张富清选择了听从党的召唤，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从武汉到来凤，他和妻子坐船坐车整整走了一个星期。来凤县城虽处三省交界，可并不繁华，人口稀少。除了两家铁匠铺，几乎没有工业，生产落后。看着群山环抱的县城，张富清深深感到“有凤来仪”这个名字与现实的巨大差距。
县上的领导见前来报到的张富清经历过战火的考验，上过军事学校，于是给他安排了一份很重要的工作，担任城关粮油所主任。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粮油所主任这一职务，在来凤县城显得极其重要。来凤是七分山地三分田，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使得粮食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张富清为此想了不少办法，一方面动手建米厂，搞大米加工，尽可能提高精米供应；一方面，严守规矩，严把分配关。对于说情走后门者，他掷地有声地回应：“粮食紧缺，谁也不能搞特殊，不然就违反了党的政策！”
三
正当张富清把粮食工作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他被安排进入党校学习。两年学习结束，组织任命他担任三胡区副区长。
哪里有困难他就到哪里，越是艰苦的地方，他越是一往无前。张富清接到通知后，二话不说，举家迁到了偏远贫穷的三胡区。
1959年盛夏，三胡区遭遇严重旱灾。一时各生产大队人畜用水告急，就连相对平坦的上巴院子，不仅农作物干得冒了烟，而且千年古井也见了底。“谁去上巴院子？”区党委书记两眼巴望着党委成员。“我去。”张富清站起来铿锵有力地说。
第二天一大早，张富清头戴草帽，脚穿草鞋，背上挎包和水壶上了路。那时，三胡与各管理区和生产队之间不通公路，全是崎岖陡峭的山路。张富清一路急走，下午三点才到上巴院子。四面环山的上巴院子一条小河干涸了，所有的堰塘干涸了，田地里的庄稼干枯了，就连村中寺庙里一口千年的老井也干得见了底。在生产队部，急火攻心而满嘴起泡的大队支书说，“再不下雨，人都得干死”。张富清说，“找到水才能保命，等雨咋行？这么大的山，不可能没有水，进山去找”。村支书说，“太阳像个火球，会热死人的”。张富清对民兵连长说，“你当过兵，还上过朝鲜战场，你怕死吗？如果不怕死，你就跟我当找水的突击队员”。民兵连长当了八年兵，是一条硬汉子。他说，“你张区长都不怕死，我的命能比你的命更金贵吗”。张富清冒着酷暑，带着民兵连长进山去找水。张富清知道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他们顺着绕村的小河去找河水的源头。他们沿着干涸的河床，踩着滚烫的鹅卵石，攀一道道崖壁，在太阳落山前，找到了小河的源头。源头在一座陡峭的山峰下的山洞。民兵连长说，“平常这儿可是泉水叮当，现在变成了干水洞”。张富清蹲下身，弯腰往洞里钻。民兵连长用手扯住他的衣服说，“不要往里去，洞里有妖怪，听祖辈讲，凡进到洞里的人，没人能出来”。山洞黑黢黢的，地上的细沙软绵绵的。张富清从挎包里取出手电筒推开开关，洞穴中有了一点光亮。越往里走越清凉，越往里走越幽深。他照了一下洞壁，再用手摸，不再像外头那样干燥，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再往前走拐个弯，听到了水的滴嗒声。他赶紧往前走几步，在手电筒的光照下，一摊清水像一块蓝宝石发出耀眼的光芒。
他弯下腰，取下喝空了的水壶，装了满满一壶。他走出洞外，对正在洞外着急的民兵连长说：“这下有救了，洞里有水。”张富清将水壶递到他手中。民兵连长激动地一把拧开水壶盖，仰起脖子咕咕地直往喉咙里灌。喝下凉水解过渴后的民兵连长欣喜万分地说：“祈祷观音不见雨，张区长来了有水喝。”
这一夜，上巴院子的人沸腾了，他们喝到了甘甜的泉水。第二天，在张富清的带领下，他们又在一个深山沟里找到了一处泉眼。第三天他们继续扩大战果，在离村较远的山峰下又找到了一个泉眼。这一年入秋后，张富清带领上巴院子的几个生产小队的社员大搞水利建设。在几处水源地筑了小水坝，修了引水渠，确保了农田灌溉所需。
四
1975年，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张富清被重新起用。他从三胡区调到百福司区（卯洞区）继续担任副区长。
本来张富清分管区政府机关、财政、供销社等部门的工作就很忙，不用包下面的管理区，可是他坚决要求包一个，而且是最偏远贫穷的高洞管理区。
高洞地处湖北与重庆的交界处，村寨建在四面悬崖的高山上。通向外面的路是一条曲曲拐拐的羊肠小道。张富清每上一次高洞，心里就会萌生一次为高洞人修路的想法。一次偶然事故，更加坚定了张富清为高洞百姓修路的决心。
那是1976年的夏天，高洞又遇干旱。一位姓廖的老人拉牛到山下的月亮村去饮水。没想到在悬崖边，牛尾巴不偏不歪甩到了马蜂窝上。受马蜂攻击，水牛受惊，姓廖的老人被水牛带到了崖下。张富清听说后，流了泪，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区委书记说一说。
那是初秋的一天，他走进了区委王书记的办公室。他对正在看文件的书记说：“高洞人下山上山太不容易了，给高洞人修一条路吧，不然他们一辈辈人都会穷下去。”王书记说：“在高洞修路比上天还难。”张富清咬咬牙说：“再难也难不过解放军战士炸碉堡。为了高洞的老百姓，再难也得干。你下决心，我来组织。”书记将烟头狠劲地往烟灰缸里拧了又拧后说：“你拿个方案吧，下周在区党委会上提出来。”
1977年，经过前期的充分准备，百福司区委吹响了攻坚克难的号角，集中力量打响了修通高洞公路大会战。时任区党委办公室主任的张胜友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张副区长天天吃住在管理区和村里，与群众并肩战斗在工地现场。”由于地势险要，80%的路靠开山炸石，其中最难的一段路叫鸡爪山，悬崖峭壁。要在绝壁上凿出路来，只能从崖壁的顶上放绳打炮眼。面对无法立足的绝壁，面对让人眼晕的万丈深渊，几个胆子大的民兵骨干都产生了畏惧心理，裹足不前。
当时，身穿一身破旧的中山服、头戴鸭舌帽、脚穿解放鞋的张富清来到了树下，对腰上系上了绳子的小伙子问：“你们是不是害怕了？”
刚才还吵吵嚷嚷的小伙子们不吭声了。一个胆大的圆脸小伙说：“这么陡的崖壁，下去绳子断了怎么办，上不来了怎么办？”
这一年张富清五十二岁，他就像当年在战场上当突击队员那样，一脸笑容地对一个小伙说：“把绳子解下来给我，我给你们做示范。”张富清一边往腰上系绳子，一边对圆脸小伙说：“打炮眼，得两个人，一个撑钎，一个抡锤。我一个人下去，没人配合不行，你和我一组。我先下，你后下。”
几只乌鸦呱呱地从崖前飞过。张富清泰然自若地走到悬崖边，对着几个放绳子的小伙说，“不要紧张，一点点慢慢放。”这次他腰里别的不是手榴弹而是一把锤子，不是去炸碉堡而是炸崖壁。他双脚撑在崖壁上，双手抓牢绳子，随着绳子的延伸，他一蹦一跳地下到了半山腰。随着铁锤敲打钢钎的“当当”声响起，随着钢钎撞击岩石的火花飞溅，第一个炮眼打完。接下来，第二个，第三个。然后是装填炸药，放置雷管，用泥土夯实炮眼。点导火索时圆脸小伙又摇了头。张富清说，“第一炮我来点。”三根导火索燃烧吐出的烟雾笼罩了向上攀爬的张富清。随着“轰轰轰”的三声巨响，山石横飞。
小伙子们欢呼雀跃，齐声夸赞，张区长是英雄，了不得。圆脸小伙问他是不是当过兵，当过工程兵。张富清一脸微笑没接话。他从不讲自己当兵的经历，更不讲自己获得的荣誉。他再一次耐心地给围在身边的年轻人讲了下山攀壁的动作，讲了抡锤打炮眼的要领，讲了导火索留多长、上到多高的点火规则。
这一个冬天，张富清和三千多名社员一同在工地上奋战了120多个日日夜夜，硬是从岩壁上活生生凿出一条路来，圆了高寒山寨两千多土家族、苗族群众通公路的世代梦想，结束了送公粮、卖烤烟、买肥料只能靠肩挑背驮的历史。
五
1979年，在三胡、百福司区工作了20年的张富清接到县委新任命，回到县城任县外贸局副局长。区里给他安排了一辆卡车搬家，装车那天，机关前来帮忙的同志发现张富清除了一只皮箱、一个五斗柜，其余都是供销社淘汰、装过肥皂的废纸箱。送行的老百姓沿着酉河排了好长的队伍，他们自发为心目中的好领导送行。
外贸局是新建单位，担负柳条筐和桐油的出口任务。工作刚刚打开局面，县里要组建建设银行，县领导找他谈话，让他去做牵头的副行长。他说，只要是组织的决定，他都坚决服从。张富清一生都甘做党的突击队员，哪里需要，哪里有困难，他就突击到哪里。1985年他到了离休的年龄，恰好上级银行给了一个提档增薪的名额，他却把增薪的名额让给了另外一名副行长。家里人说，你可是马上就要离休了。他说：“我做牵头的副行长，哪能见了好处就往自己怀里扒。”
张健全知道父亲一辈子不为把官做多大，而是在乎为人民服务做多好。1959年他是副科级，到1985年离休时仍然是副科级。与他在一个班子里共过事的人大多升职，最低也是副县级。对于这些，张健全能够理解，可当他听了父亲讲述的战斗经历后，他无法理解地问父亲：“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组织上为什么老让你当突击队员？”
一听儿子说突击队员四个字，张富清两眼放光，马上坐直身子说：“当突击队员，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如果是一个胆小鬼、一个脑瓜不机灵的人、一个对党不忠诚的人，想当还没有资格哩！”
张健全见父亲谈兴正浓，于是说：“你就再讲一个当突击队员的故事吧！”
张富清沉思良久，又开启了他封存已久的回忆：
壶梯山战斗于当天中午胜利结束，敌团长仅带几十个残兵逃下了壶梯山。我们部队奉命乘胜追击。敌人展开了梯次阻击。在杨家凹战斗中，敌人以寨子为核心构筑工事，我军在一轮大炮轰炸后，开始冲锋。没想到敌人在寨子门外设了地堡，强大的火力让我们的人倒下了一大片。趴在壕沟边的李连长高喊：“突击队员，给我上。”我弯腰跑到连长跟前，连长这才想起在战斗中突击队员已经全部牺牲，仅剩下了我这个突击组长。连长说：“换人，我得让突击队留个种。”战斗每时每刻都有战友在牺牲，哪能等，我带着一名战士从侧面迂回，借着敌人挖的战壕运动到了那个暗堡一侧，我将身上仅剩的四颗手榴弹捆在一起，投进了暗堡中。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敌人的土木工事被掀上了天。
“嘟嘟嘟”的冲锋号声再次响起，冲锋的吼声响彻杨家凹……我们踏着牺牲战友的足迹继续突击，向前，向前，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