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着肚子去吃大餐，宴会结束却饿着回家，这样的经历，曾发生在清代文人袁枚身上。

事情是这样的：一次，袁枚在赴一个富商的宴会时，主人给他“肴菜三次撤席、点心十六种、盘碗三十六个”，并“以数量之巨而欣欣有得意之色”。然而袁枚挨个品尝这些饭菜后失望了，“席虽丰而菜不洁，几无可食，苦也。”

回家熬粥充饥后，袁枚在其《随园食单》中记下这样一条：戒“目食”。何为“目食”？满眼望去很多却没多少能吃的食物也。

对于“目食”，我党历来是坚决反对的。毛泽东吃饭以能吃、够吃为标准，从不讲究排场。进入北京城的第三天晚上，食堂为庆贺搬迁胜利要加餐，毛泽东听了后说，碗里有饭，不能光往自己嘴里扒拉。如果这样吃下去，不用多久，我们餐桌上的饭菜就会摆满，“到那时，我们把‘为人民服务’喊得越响，人民群众就越恨我们。”1962年夏，周恩来到辽宁视察，刚一住下，他就把“禁吃菜单”交给负责接待的同志说：“上面写的东西都不能做。”原来这张单子开着20多种禁吃的菜名，鸡、鸭、鱼、肉之类都包括在内。1975年，邓小平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像我们这样的人，到下面去调查研究，不要给地方干部增加负担，不要搞什么招待，生活方面特别是在吃的问题上，工作餐，我看西红柿炒鸡蛋就不错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也持续开展了群众性的反对“舌尖上的浪费”活动。

其实，排场而不实用的“目食”之病，早已从餐桌蔓延到各个领域。比如在写作领域，明明能短下来的文章，有的人非得堆砌辞藻、长篇大论，以“书必卷帙浩繁”显示水平。在工作筹划方面，明明能简明扼要，有的人非得“复杂化”，一幅“清明上河图”般的工作安排，搞得基层不胜其烦。在成果展示方面，有的人非得搞“系列工程”，一串演示、一组展板、一部录像、一套书籍、一台节目……似乎不安排得满满当当，就体现不出“成果”和“声势”。

个别人之所以喜欢搞“目食”之类的事情，是因为“场面、画面，都是为了自己的脸面”。在这些人看来，“目食”显“威风”、有“派头”，“目食”越大，越有面子，愈显身份。于是，吃饭讲究菜多酒好，调研喜欢前呼后拥，汇报大搞叠床架屋。殊不知，这样的“目食”，不仅“吃”不出壮身板，还会败作风、毁形象。

1959年，王震将军回到阔别30年的家乡湖南浏阳县时，湖南省委安排了三辆小车接待。王震知道后，对省委负责接待的同志说：“我有几个请求，一是请省委的领导同志忙自己的工作，不要陪同；二是请不要派跟保卫人员，不要闹得鸡飞狗咬猫跳墙；三是请你们将三辆小车改为派一辆旅行车。”王震将军就这样穿着一套泛白的旧军装，乘坐省委接待处一辆旧旅行车回了家乡。在家乡，乡亲们并不因此觉得王震没有当大官的“风度”，而是赞道：“王将军真是大英雄的本色啊。”

部队是要打仗的，“目食”小病就是战场大灾。“目食”是“腐蚀剂”，侵蚀人的思想，消磨人的斗志；是“迷幻药”，使人淡化使命意识，弱化职责观念。古人告诫我们：“若循虚而出入，则亦无能履也。”军人一旦沾染“目食”的不良习气，就等于在筑就战斗力的堤坝上留下了蚁穴、在通往战场胜利的道路上挖下了陷阱，吃败仗是迟早的事情。

电影《淮海战役》中有这样两组镜头：国民党一个师指挥所里，沙发、躺椅等各类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地图，数十名参谋排队给师长杜聿明报告前线战况。而我军的军委指挥所，只是西柏坡一个30平方米的土坯房，里面的摆设更是“寒碜”，除了电话、马扎和几张地图外，再无别的东西。然而，“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德国军事家兴登堡说：“最简单也是最难的，战争中只有简单才能获得成功。”战争本身的复杂性与遂行战争的简单性，中间必不可少的是化繁为简、剑指七寸、举重若轻的能力。现代战争是“秒杀”战争，容不得半点“目食”之病，努力做到工作思路简明、办事程序简化、文电会议简短、公务接待简朴、官兵办事简便，这样的好作风，才能催生战斗力。

（作者单位：陆军边海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