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在一艘航船上，有人看到船漏而不告知，其后果可想而知。

《资治通鉴》中，司马光专门批评了贡禹进谏避重就轻的问题：“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

贡禹明明知道“谗佞用权”的大患，却不报告，只进谏那些让人不费力就可追求的“恭敬、谨慎、节俭”之类的美德，岂不是避重就轻，不敢担当？

苟悦在《申鉴·政体》中说：“治世所贵乎位者三：一曰达道于天下，二曰达惠于民，三曰达德于身。”对为官者来说，重要的是利国利民，发现危机就要及时处理。一旦自身处理不了，就要知无不言，向上反映，寻找解决之道。如果知而不言，放任危机发酵、危险发生，不仅有违于为官的职责政德，也不利于国家的长盛久安。

古之为官者，很多人都敢于进谏、敢于讲真话，留下了千秋大义、凛凛正气。唐代宰相魏征，信奉“有言在喉而不吐，不忠；有危以乱而不奏，亦不忠也”。他常犯颜苦谏，“逢上怒甚，神色不移”。前后陈谏三百余事，一生谏诤多达“数十万言”，被后人赞誉为“千秋金鉴”。魏征去世后，唐太宗对众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宋人范仲淹也是一位知无不言之人。他性情耿直，不畏权贵，坚守为官良知，敢于直言上谏。他在《灵乌赋》中写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在《睦州谢上表》中又言：“理或当言，死无所避。”这充分表明了他心怀社稷，以天下为己任，坚持正义，置生死于不顾的赤诚之心。

古代官吏能够以大局为重、真心真言，今天的共产党人更应如此。我们党是一个整体，每名党员干部都是党的细胞，党兴旺发达，个体才能永葆活力。98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离不开一大批对党忠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在党兴党的优秀共产党人。

1948年，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烈士，给我们党留下了著名的“狱中八条”。这八条意见，彰显了革命烈士、共产党人对党的无限忠诚，也给后人留下颇多思考和警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入开展作风建设，很多党员干部坚持“无话不可对党言”，为党的自我革命作出了贡献。然而，也有少数党员干部，搞起了“为官不为”那一套。为官不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看透不说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少说为佳。在这些人眼里，尽管看到身边同志身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看到单位建设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却总是避重就轻、轻描淡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殊不知，雪崩时，每一片雪花都有责任。投身党的自我革命，做好“提领扯袖”的工作，直言党员干部以及我们党身上存在的问题，是每名党员干部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重要支撑。倘若心中无党、心中无民、心中无责、心中无戒，就不配为党的人，也定会被党所淘汰。

现在，我们党依然面临着“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和挑战。这就要求党员干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积极为党工作、为党奋斗，努力消除各种危险危机，不断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作者单位：武警湖北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