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医理当治道来谈，有其特效。一方面，推身及国的文化沉积深厚，这种思维跨越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无论医理还是治道，都关乎民之休戚、体之强弱。从生命本体的道理讲起，人人都感同身受、易于接受。

医有医理，治有治道。然而，两者相通之处不少，借医理谈治道的记述也很多。这类史料，读来有开茅塞、得警示的益处。

唐太宗治国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好纳谏、多诤臣。《资治通鉴》记载了他的一番话，可为鼓励谏诤的生动注解。

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倘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把听真话、纳诤言，比喻为病愈后的身体养护，可见其居安思危意识之强烈。

吕诲曾上疏宋神宗，以身疾论朝政。他说：“臣本无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妄投汤剂，差之指下，祸延四支，寝成风痹，遂艰行步，非只惮跋涉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当时，王安石正推行新法，吕诲对这场激烈的社会变革持不同意见，故有此说。

把医理当治道来谈，有其特效。一方面，推身及国的文化沉积深厚，这种思维跨越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无论医理还是治道，都关乎民之休戚、体之强弱。从生命本体的道理讲起，人人都感同身受、易于接受。这或许是引医理入治道的重要原因。

《三国演义》有很多精彩对话，“舌战群儒”要算一处。孙吴谋士张昭讥讽孔明：“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其初也。管仲、乐毅，果如是乎？”孔明借助普通医理，展示了自己的眼界和志向。他说：“鹏飞万里，其志岂群鸟能识哉？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这番话，驳得张昭无一言回答。

医有神庸，治有高下。善医与善治，也有共通点。魏文侯曾问扁鹊：“你们兄弟三人，谁是最好的医生？”扁鹊回答：“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敷肌肤，间而名出，闻于诸侯。”从治之于未形，到治之在毫毛，再到治之在沉疴，扁鹊的对比抓住了要害。明代李贽评曰：君侯将相，理国治兵，要不出此矣。

“今之用药者，大抵杂泛而均停，既见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明末的顾炎武亲历了倭寇之患、风水灾害、建州女真内侵，目睹了饥民暴动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因此，他对那种“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的现象非常痛恨。他还十分重视研究兵要地理，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详录各地地势、险要、卫所、关寨、马政、草场等情况，字里行间充盈着爱国忧民的深沉情怀。

犹记得，一位思想家曾奉劝青年读国史。他说，看见国史上光荣的事固然很高兴，有些扫兴的大小事件，看了扫兴原是当然，但是也不可不注意，而且应该多加注意，这有如说到先人的病与死的地方，要知道其事虽在过去多年之前，同家族与同民族的都是一样，在精神与体质上都有一种微妙的联系，最值得我们深思与反省。把遗传学与鉴古今联系起来，正有些“摸背上痛疮，因知苦楚，乃可望治疗”的意思。

医理入于治道，至今依然。“固本培元”“化瘀行血”“刮骨疗毒”“对症下药、靶向治疗”“任督二脉”“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些词和理常见常用，体现了治党治国治军深契规律、注重质量的特征。人人循规而行、依理而动，使自己的思想更强健、更富有生机活力，我们的事业才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