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鸣，原名杨明，中国著名作曲家，中国歌剧研究会首席顾问。1934年7月出生于山东蓬莱，1947年参军，先后在安东军区文工团、东北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工作。创作有大型歌剧9部，小型歌剧6部，歌曲近千首。其中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歌剧《江姐》（与姜春阳、金砂合作），一上演便轰动全国，至今已历经5次复排仍经久不衰，成为一部经典之作。羊鸣创作的《红梅赞》《绣红旗》《我爱祖国的蓝天》等歌曲唱遍大江南北，在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记者：您是如何走上音乐创作之路的？

羊鸣：我1947年当兵到部队，没多久就被分配到安东军区文工团，成为了一名“小文艺兵”。来到文工团后，我被乐队队长写的一张张乐谱所吸引，就跟队长学作曲。1949年冬，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新年马上就要到了。四处锣鼓喧天，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我看到那些喜气洋洋的景象，特别激动，特别想写一首歌。我就以唢呐调开头，写了《庆新年》，并在歌谱的右上角第一次写下了我的笔名——羊鸣。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我把这首歌寄给了东北军区《部队文艺》编辑部，没想到很快在12月期刊上发表出来。打那以后我就开始用业余时间为团里搞创作。

记者：您创作了众多优秀的空军歌曲，特别是创作于1962年的《我爱祖国的蓝天》，这首歌曲已经走出空军，在全军流传，成为数代官兵的军旅记忆。

羊鸣：1961年，我与阎肃同志来到广州空军某部队“当兵”。我们当的是最基础的机械兵，每天跟着机械师做飞机维护。营房、起机线、停机线这种三点成一线的生活我们整整持续了一年。在这段平凡又不平凡的日子里，飞行训练、战备值班、休息娱乐，我们和飞行员、地勤战士们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常常被战士们那种热爱祖国的博大胸怀、保卫祖国的英雄志向所打动。我感觉飞行员既帅气英武又浪漫豪放。一年后回到北京，当我拿到《我爱祖国的蓝天》的歌词后，创作热情一下子涌了上来，一个个音符就在我的脑海跳动。我一气呵成，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谱曲。这首歌由空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秦万坛同志演唱，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放，从此流传。人们常说，好的作品是迸出来的，不是挤出来的。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东西往往没有生命力，真情实感、有感而发的作品才有成功的可能。这首歌就是源自我的真情实感。

记者：《江姐》这部歌剧的创作历程很艰辛，能讲讲当时的经历吗？

羊鸣：在创作《江姐》之前，我们空政文工团创作组写的一部小歌剧《刘四姐》获得了不小的反响，大家就想着再写一个大本子出来。1962年，在一次吃饭的时候，不记得是谁提议，说《红岩》那本小说很好，我们可以根据《红岩》改编一个歌剧。阎肃建议，书中的“江姐”是个非常感动人的形象，不如就写一个《江姐》。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一致同意。

决定写《江姐》歌剧后，阎肃用休假时间把剧本写好。剧本定稿后，作曲的任务就落到了我、姜春阳、金砂的身上。我们3人就和阎肃一起去重庆采风，体验生活。我们走访了江姐生前的战友和老游击队员，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华蓥山等旧址，了解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我们学习川剧和四川扬琴，搜集民歌等音乐素材。两三个月后我们完成了初稿。但文工团领导觉得这一稿生搬硬套四川的音乐元素，效果不好。

我们想创作出一个与国外歌剧不一样的、富有民族特色的、雅俗共赏的作品来，不能就这样放弃，于是我们4人一合计，决定继续采风。这次，我们到了四川、上海、浙江等地，更广泛地汲取如婺剧、杭剧、沪剧等地方戏曲的养料。这次回到北京后，我们开始夜以继日地创作，经常是一连工作近20个小时。终于，剧本的第二稿顺利通过了审核。通过后，我们又对每一段旋律、每一个音符紧抓细改，又是连续几个月苦战。终于，历经两年的创作，在1964年9月，歌剧《江姐》在北京首演，获得很大反响。后来又在南京、上海举行公演，开始在全国产生影响。

记者：《红梅赞》是歌剧《江姐》的主题歌，曲调质朴婉转而又高亢坚定，这首歌曲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羊鸣：当时我们走访了十几位江姐烈士的好友，没有一位不是流着眼泪叙述烈士事迹的。我们还住进渣滓洞，体会江姐当时的牢狱生活。当时，我和阎肃就有一个念头：没有最美的词和最美的音乐给江姐，就对不起这位女英雄。而且罗瑞卿首长曾经指示过，一部歌剧没有几个好歌曲是不行的。写一首能够流传的主题歌并赋予“江姐”最美的音乐形象是我们的初衷。

当初为这首主题歌我们可是费尽了脑汁。首先是歌词，从什么角度进入？赋予它一个什么内涵？捕捉一个什么形象？苦思再苦思，追求再追求，否定再否定。最后，阎肃可能受到毛主席诗词“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启发，思路顿开，写出了这首主题歌。之前我们到江南、入蜀道，多次到四川、浙江等地采风，收集了大量音乐素材。我在为《红梅赞》谱曲时，很自然地想起了在成都听过的四川清音、在杭州听过的丝弦弹唱。婉转动听的旋律中流露出的柔美之气和弹拨节奏中穿透出的阳刚之气，成了《江姐》音乐的种子。“一片丹心向阳开”的拖腔，就是用婺剧《双下山》的音乐变简为繁，加花而成。《红梅赞》我们写完后又经试唱、修改，再试唱、再加工，前后八易其稿、修改20多次方才定稿。这首歌定稿后不久，空政文工团原驻地——灯市口同福夹道的大院里，《红梅赞》的歌声随着排练的深入已经在演员、职工、家属、甚至孩子中间唱开了。这传递了一个信号：这首歌群众喜欢听、喜欢唱。这么多年来，很多人都表示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它是一曲英雄的赞歌，它唱出了时代的声音、民族的心声，而且具有朴素、优秀的艺术品格，所以能深入人心。

记者：歌剧《江姐》到现在已历经5次复排，展示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羊鸣：1962年，我28岁，跟志同道合的战友投身这部歌剧的创作，从此和江姐这位伟大的女性、人民的英雄结缘。从《江姐》的创、演过程我深刻地体会到，人民需要歌剧、歌剧更离不开人民，人民创造了艺术，（我们）理所当然地应当把艺术归还奉献给人民。作为《江姐》诞生至今的亲历者、见证者，（看到）歌剧一次次复排，我很欣慰，也很激动。随着时代的变迁，《江姐》的表演形式会发生变化，但我知道在中国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江姐》是永远的“江姐”，红梅会永远地盛开。

记者：《兵哥哥》这首歌旋律优美舒展，反映军人纯洁的恋情，很受年轻人喜欢，但您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已经61岁了，这让我很惊讶。

羊鸣：1995年，我和石顺义在长岛体验生活，看到有个战士的家属请了半个月的假去看他，结果遇到恶劣的天气上不去岛，等天气好点了，部队又出岛执行任务去了，半个月的假期到了都没能见上心中的兵哥哥一面。石顺义当时就有感而发，写下了《兵哥哥》。我就跟石顺义说：“这个词你给我。”我谱好曲后，首先让儿子拿到他们年轻人中去品评，让他们猜猜曲作者的年龄。没过几天儿子就告诉我说，“老爸，他们说了，写这首歌的顶多30岁”。这首歌在199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由宋祖英一唱成名。我记得有一次在部队演出时，歌手在台上唱着“边关的冷暖托付你，家中的事儿交给我……”战士们在底下听，突然有人喊“你就放心吧”，战士们竟然回答了起来。这样挺好，（歌曲）能引起战士们的共鸣，这就成功了。

记者：对于军队文艺工作者，您有哪些经验想分享给他们？您觉得怎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羊鸣：作为文艺工作者，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永远都不能忘记。我十三四岁刚接触音乐的时候，我的启蒙老师、乐队队长就告诉我说：“音乐在哪里？音乐就在人民当中。要想创作出好的音乐，就必须到人民中去。”这是我一辈子在践行的几句话。创作的灵感不是待在办公室“挤”出来的，而是要多走出去，多和人民群众接触，创作灵感就会“流”出来。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首先要感动人。要先感动自己，再去感动别人。其次是一定要有根。对军队的文艺创作者来说，所有的创作都要抓住战士的所思所想。要多从这些方面去想，要贴近我们脚下的生活。

（杨锐锋、吕天扬整理）

采访手记

艺术家的天赋

■袁晓芳

羊鸣老师健谈，3个多小时的访谈，85岁的他始终兴致高昂，说到动情处会自己打着拍子唱起来。我明白，音符和旋律是他的另一种语言，是心声的自然流淌。

他讲起50多年前在空军某部当了一年的机械兵，那时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就是看着战机起飞。“刷——”说着，他突然张开手臂，像孩子一样模仿战机起飞的样子，那种兴奋和自豪一如当年。

羊老说他最爱在民乐中吸收养分，捕捉灵感。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去收集当地的音乐，甚至是有特色的吆喝声、叫卖声、号子声也会留心。

我想，艺术家的天赋可能就源于这份对事业的热爱，就源于这种纯粹。用羊老自己的话说，“我这辈子，不官不商只作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