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出生在祖国北陲的我，常常被蒙古族与达斡尔族乡亲称为“宝银泰珲”，意即“有福的人”。

有福，自然有幸。我12岁那年，转入北京西城区绒线胡同小学，与原总政文化部所属文化单位一墙之隔，且中间开了一道门。大操场的这道门，对我们全校师生来说，就是吞吐快乐与知识的幸福之门。每逢节日，大操场上总有身着军装的解放军叔叔，他们或来打篮球，或在午休时被一群“红领巾”围拢着讲故事……就这样，不到两年时间，我认识并获得赠书的就有战士作家高玉宝、剧作家宋之的与小说家李英儒等。后来，我的作品能走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库，就是靠着部队老作家们的引领，从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到孙犁的《白洋淀纪事》；从刘白羽的散文到田间、艾青的诗，成为我这个少年读者的“起跑线”与“攀岩峰”。

而母校“绒小”的变化，首先从高年级开始。我所在五年级的班主任，利用早自习半小时，给全班同学朗读邻院赠送的传记文学《董存瑞》。同学们总是听不够，恳求老师放学前再加读半小时。英雄的成长历程，牢牢地抓住了我们的心。被吸引的不只是书里的故事，还有大家特别喜爱的“兵的语言”。那种质朴、简洁，有个性的语言，开始改变我不愿写作文的惰性。抄录军旅诗歌，后来成为我习字、练书法的自留作业。

这就是说，“军营文化”最早进入我的语文、文学的读与写中。除了作文水平的急起直追，接连受到表扬，我还主动报名当起学校壁报委员。更让老师喜出望外的是1954年春天，响应团中央号召，少先队员在种植油料作物活动中，我写的散文诗《种向日葵》，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节目“星星火炬”播出，轰动了全校。邻院的解放军叔叔也前来帮助总结“战果”：真情实感是“命脉”，词语堆砌是“弯路”。解放军叔叔的话，由此激发了我一生的爱好与追求，并暗下决心，要以部队作家为师、以部队生活为源泉，去书写青少年喜爱的佳篇力作。

有福之人名不假，天遂人愿梦成真。7年后，当我为照顾家中患病的母亲与姐姐，中断在京学习，回到哈尔滨参加工作后，《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战士》以及《红旗飘飘》丛书、单行本的《刀尖》《五十米大关》等部队出版物，成为我这个业余文学作者的必读物。担任初中语文教员后，我除了书写建国初期，边疆少年儿童的生活、情感与追求，还利用寒暑假回乡采访多位当年蒙古族骑兵老战士。这样，讲述自己的真情实感与歌唱先辈的英雄业绩，两种题材的创作开始相互交织、齐头并进。到了1961年，恰好我20周岁。一组八章的儿童散文诗《草原上的小鼓声》和抒情组诗《骑兵圆舞曲》几乎同时完成。“初生牛犊不怕虎”，我郑重其事地投给《诗刊》和《解放军文艺》。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1961年第12期的《解放军文艺》，将组诗中歌唱骑兵回到草原参加建设的《黎明曲》编发在该期诗歌头题。同一版面上还有顾工、丁力、纪鹏等军内前辈的诗。另一首歌唱抗战时期蒙古族青壮年奔赴延安的《灯火》，刊于1962年《诗刊》第5期。《灯火》被收入《庆祝建国30周年诗选》和《中国新文艺大系》等多种版本。《草原上的小鼓声（四章）》被发表在《诗刊》1962年第1期，陈毅元帅的组诗《冬夜杂咏》是该期的头题……

至此，《解放军文艺》和《诗刊》对边疆刚刚起步的少数民族文学青年的扶植与鼓励，给我带来的已不止于文学写作，它坚定并激励了我在创作思想上，以人民军队所践行的精神情怀为开掘的富矿与主旋律……1964年，以抗战老战士投身祖国建设的精神风貌为主题创作的短篇小说《草原上的鹰》，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少数民族文学集）》，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系该卷的领军篇，算是我在那一时期，向部队作家学习多文体写作的一次试笔与演练。

二

文艺作品中的红色经典，无不因广大群众所喜爱而流传、生根，而相当多的篇什又都是出自军旅作家、诗人的耕耘。《长征组歌》《江姐》以及后续的《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同已故的李瑛、阎肃等人的诗与歌，无不在军内外几代诗人作家中留下了标杆，激励我去攀登、去开掘。

也许是我的文学写作起步与经历太刻骨铭心了，感恩、效法与传承，使我变得更加执着而坚定。进入80年代，借助改革开放大潮，为填补边疆诗垦地的空白，我第一个参与了《诗林》杂志的创办。《诗林》秉持着既然“受惠于前人”、就该不忘“施惠于后人”的初衷，刊发了不少军旅诗篇。从对老山前线猫耳洞血染风采的礼赞，到对“蓝天四重奏”的深情歌唱，《诗林》与我一道取火于人民军队的精神之光，没有混同那些娱乐至上、自我欣赏的小情小调，而留下许多令人缅怀的有温度、接地气的正气歌……

同部队的情缘，最难忘的是1991年春，年已半百的我有幸随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作家采风团”来到西沙。在永兴岛上，与海军官兵7天6夜的朝夕与共，真是令我的血液不点自燃。我在长篇纪实散文《雪城雪与西沙贝》中，做了全景式的描绘和倾诉，以表达我自幼的信赖与热爱，到青壮年后的崇敬与信仰。我从骨子里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缔造的这支人民军队，是中国人民的利剑与福泉！因而远离西沙后的今天，仍不忘对他的思念——

除了绿色的涛声，我

赤脚跪于浪花丛中的道别

怎会成为，一生不愿掩藏的纪念

多少喜泪、感奋、惊愕与

啧赞，染上

那海，那天，那风，那云全部色彩

与我骨肉共存于28年，神魂相伴

是周天的湛蓝，更有沁心的碧涛波涌

推出银色的贝螺

铺展于梦中也笑醒的白沙滩……

1992年早春，我应空军某飞行学院院长之邀，到该学院在远郊的放飞场采访我国第三批女飞行员——“在这自地而起、自天而降的闪光的啸音中，在这如沉雷交响的春之声里，我恍如置身于一座无形而偌大的摇篮。大地的无形长臂从这里架起，从解放战争前夜伸过层层历史风烟，以一幅幅雷与火的画面，绚烂了共和国的领空……小刘，这个与我女儿同年出生的娃娃，她的母亲是共和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一对母女飞行员啊！母亲的经历与付出，她不是不知道，那是需要承受多少常人难以经历的压力与摔打，才能得来这‘鹰之双翼’。繁重的课程，复杂的训练，无年无节的生活，她要同妈妈当年那样用自己的青春，为共和国的天空写下银色的闪光诗行……”为了适应天空的需要，为了列队于长空，她告别了新潮裙、布娃娃和原本属于少女的梦，穿着沉重的飞行服与长靴，以至读书和闲暇时也不肯脱下……

三

正是这零距离的“精神取火”，开阔并深化了我对现实与历史上那些英雄人物的理解，酝酿多年而苦于无从下笔的《成吉思汗四咏》中最后一首《依金霍洛咏》，顺利完成。在我生命之秋，犹如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退休后，蒙古族农牧民的谚语常回旋于我的脑畔，“鸡叫三遍了，还能睡多久？人过60岁了，还想多耕几条垅！”而我在离退休后的军旅作家身上，仰望到另一番景象。他们已年逾花甲，仍以身在前沿阵地的风姿，默默在军旅文学垦地上勠力躬耕；一部部迸射力与美的作品，为军内外读者展示着我党我军的浩气伟力与圆梦不止的雄姿风采。我虽无力跟进追赶，但不忘向子孙推荐文学的红色经典。即使不会“咏”，也唱不好，却总会讲述、介绍，使之流传……

这辈子，我虽然没当过兵，可部队文学、军旅文化的高能量，却让我饱享了大半辈子的精神滋养。还记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1990-1992：三年诗选》，其中收录了我的一首《马之思》——

一匹月光下的马，乃

一支银辉波动的随想曲

这曲子，融进白昼声光形色

这会儿，奔迸着环及夜空的旋律

这是一架击倒雷电的潇洒胴体

这是一把消解艰难的生命乐器

三百六十五里路如水，流过

双瞳、长鬃、四蹄

远离贪欲无望的痛苦与焦躁

缓步轻踏，或引颈伫立

睥睨那蛇、狐、鼠、蝠之苦心

让鲜草充实，让阳光沐浴

呼啸爆发于生死挑战

力之狂风，提起大地

心窗，只给远星，地平线

默念，明日的里程和晴雨

一匹月光下的马

一支白昼中的进行曲……

也许，这支老骥伏枥的心曲更能清晰地表达我对党对人民军队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