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迅速提升，社会变化日新月异。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浪潮中，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1992年，我在解放军报社政工部当编辑，恰好经历了改革开放后观念更新碰撞较为突出的那段时期，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的许多新理论、新观点，给人们思想带来了巨大冲击。
一
20世纪的最后10年，从一开始就很不平静。从一场风波中走出的中国，许多事情尚未理顺头绪，又接连遭遇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渐渐处于低潮。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历时一个多月的行程中，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边调研视察，一边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新理论、新观点，引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正确航向逐浪前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中最著名的论断包括，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简称三个“有利于”）。自此以后，以三个“有利于”作为重要价值取向和标准的新的思想解放热潮，在全社会风起云涌。那时候，编辑部收到许多反映改革开放新情况的稿件，摆在编者面前的最大难题却是三个字：拿不准。
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传达不久，多地出现农村人花钱买户口的现象，许多农村籍士兵家庭也参与其中。我们收到一些部队反映如何对待士兵家庭买户口的来稿。有些来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违法，部队因此禁止士兵及家长参与购买城镇户口。有些来稿认为，花钱买户口是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对此既不能禁止，也不能倡导，要注意观察。
前一类稿件有一定道理，尽管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了解这种情况，却尚无明确态度。就后一类稿件看，态度不鲜明，发出去可能对“买户口热”起推波助澜作用。在众多来稿中，我们选编了其中一篇《城镇户口吸引力变小了》的消息。很显然，在农村籍官兵中存有这一观念变化的还属极少数，但它对引导官兵正确处理购买户口现象是有积极作用的。如果把“城镇户口吸引力变小”的原因讲得有理有据，对那些想买户口的官兵无疑是泼了冷水。该消息说，“一些家属在农村的军官认为，转了城镇户口，吃国库粮与在市场上买议价粮差不多，即使成功招工上岗了，但是手里没技术，将来回地方也不等于端上铁饭碗，还不如在家种地有着落。有位战士说，如果没技术，即使转成志愿兵，将来转业回地方还可能被‘炒鱿鱼’。还是把功夫用在学习可以终身受益的技术上才是最保险的”。刊登这篇稿件时，编辑部依然有些“拿不准”。
为了稳妥处理，经过慎重研究，编辑部提出给这类报道设一个专栏：《改革大潮中的军营新情况》（以下简称“新情况”专栏）。所有“拿不准”的稿件将在该专栏刊登。1992年5月22日，该专栏如期在二版头条位置刊登，第一篇稿件就是这篇《引题：改革开放使某团欲跳“农门”官兵去向观念发生变化 主题：城镇户口吸引力变小了 副题：团领导认为，农村籍官兵增强了对前途的希望和信心，也给思想工作，两用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课题》。专栏开张的编者按写道：伴随着改革的大潮，军营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的是“尖尖角”刚露头角，有的是出现在少数部队中的个别现象，但它却同改革连在一起。对此，视而不见，或见而不思，都不是正确态度。今天，我们推出《改革大潮中的军营新情况》这个栏目，旨在提供来自军营四面八方的新信息，开阔大家的视野，为进一步做好改革开放中官兵的思想工作，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城镇户口吸引力变小了》稿子见报不久，传来一则消息：改革开放领头羊——深圳市已经取消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界限。在那里，农村人无论是住房、工资收入、还是文化生活等方面都与城里人差不多。现在很多城里人愿到农村安家。这条新闻也说明，经济越发展，城乡差别越小。对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来说，城镇户口随着经济发展失去魅力是迟早的事。不久，公安部也下发了关于制止买卖户口问题的通知。回过头来看，本报发表的这一“尖尖角”新闻，确实起到了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
二
“新情况”专栏开辟后，编辑部收到大量来稿，集中反映了当时官兵面对改革开放大潮，在学专业、干工作、找对象等方面的现实焦虑。
1992年5月27日，“新情况”专栏刊发了这样一篇消息《引题：“官”念淡化出现的一种从业选择 主题：团职转业干部赵连科弃官兴办度假村 副题：在改革大潮中赵连科做出的选择是个人的选择 党和政府仍一如既往地安置好军转干部》。编辑这则消息之前，我们曾再三考虑，这样的“尖尖角”究竟能不能、该不该报道。最后归纳出三条理由，揭示了这条消息背后所潜藏的价值所在。其一，转业干部弃官办实体，符合改革方向。那些年，转业干部安置难越来越突出。客观地说，出现这种现象不能全怪有关部门不重视。地方党政机关已经把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党政干部分流的主要办法就是办实体。原兰州军区军运部处长赵连科主动舍弃到兰州市政府任处级干部职务，自愿到云南西双版纳兴办旅游度假村，为解决转业军官安置难蹚出了一条新路，这一改革之举值得提倡。其二，“弃官”本身反映的是崭新的理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衡量人的价值大小，已经不再是官职高低，而是对社会贡献的多少。尽管不少人已经认识到这种趋势，但他们却下不了与传统观念决裂的决心。赵连科敢于冲破“官本位”束缚，勇做军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难能可贵。他的举动对于迟迟难以放下官架子的人是个推动。其三，赵连科兴办度假村，与国家倡导的产业政策十分吻合。1992年初，中央决定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发展旅游业便在其中。在国际上，旅游业被称为没有夕阳的产业，未来发展势不可挡。
这篇报道刊登后，很多官兵给赵连科写信，表示转业或退伍后也愿意走类似之路的想法。稿件刊发后的几个月，从几个军区接连传出转业干部自谋职业的消息。他们的选择未必是受赵连科影响，但可以肯定地说，有志自愿走此路的一定会越来越多。其实，在报道赵连科弃官兴办度假村之前，已经有很多转业干部主动下海试水了，华为董事长任正非就是转业干部自主创业取得辉煌成就的典范。由于信息不灵，当时基层新闻工作者没有提供此类稿件。此后不久，国家有关部门顺应转业干部要求自主择业的强烈愿望，发布了转业军官可以自主择业的政策，并提供了政策法规和物质层面的保障。
在反映官兵将来“干什么”的稿件中，还刊发了这样一些报道，《引题：“军”字做媒改革搭桥 主题：农村退伍兵进城当工人》《引题：重庆热水瓶总厂在改革中把目光投向军营 主题：首次招聘十名农村籍退伍战士》《主题：刘公岛上军嫂摆小摊 副题：既弥补了当地旅游业的不足，又为随军家属就业探出一条新路，同时也带来某些值得注意的新问题》。
1992年，编辑部收到许多反映退伍战士倒流部队驻地打工的稿件。从来稿中了解到，大部分单位对待退伍战士倒流驻地打工持否定态度。从大量来稿中，编辑部选编了一篇厦门警备区某团对倒流部队驻地打工的退伍战士进行帮助指导的稿件。该部认为，退伍兵倒流部队驻地打工，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正常社会现象，是随着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带来的劳务市场活跃的必然结果。这个团还主动邀请这些退伍老兵回部队谈感受、讲体会。这种做法既增加了退伍老兵对老部队的感情，又很受在队战士欢迎，他们认为团领导很有人情味。这种“尖尖角”显然要比那种东挡西堵的做法高明得多。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新的社会变化也给年轻军官的婚恋带来新的冲击。过去军官择偶多以对象工作单位性质划分，以在党政机关、文教卫生、国营企业等单位工作的人员为优先选择对象。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精神传达后，民营企业和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也展示出蓬勃的发展势头，社会上的经营主体更加多样，优秀青年从事的职业也更加多元。但是，一些年轻军官择偶视野仍固守老传统，导致择偶视野越来越窄，喜结良缘越来越难。为培育军官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择偶观念，专栏刊发了这样一篇报道：《军人择偶观念发生变化——闽南驻军一些军官与个体户姑娘喜结良缘》。文章写道：几年来，南京军区后勤部所属单位20多位军官与个体户姑娘喜结良缘。其中一位结婚不到半年的李军医谈起他爱上“女老板”的缘由时说，过去他对个体户存有偏见，总觉得那些个体户大把的钞票来路不正。在同她长期交往中，了解到她为了把生意经营好，不辞辛劳、起早贪黑，做生意十分讲究信誉，这才渐渐改变了对个体户的看法。类似报道对开阔军官择偶视野，发挥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传达后，官兵无不从谈话中领悟到提高自身素质、适应社会竞争的重要性。于是，一股新的学习热潮在军营兴起。这种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变化，值得着重报道。但是，在令人欣喜的求知热中，我们也发现，许多人不问所学知识将来能不能用得上，采取“捡到篮子就是菜”的办法，见什么学什么，有的仍固守唯文凭论。针对这种学习盲目性和图形式、讲面子的现象，我们编发了两篇有关求知热的报道：《某集团军机关业余英语学校爆满》《过去重文凭现在重实用 北京军区总医院唯才是举重用能人》。这些报道都突出了学习不能图虚荣，要选准目标，学些将来用得上的知识，要在提高适应社会能力上下功夫。仔细想想，在军营又一次掀起求知热浪潮时，我们没有停留在对热热闹闹的表象进行宣传，而是选了这样一些“尖尖角”新闻予以深入报道。
编发这类“学什么”的报道，目的还是想做好官兵将来干什么的引导工作。我军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针对官兵将来退役后干什么做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探索。现在看来，真正解决官兵退役后干什么的出路，根本办法可能有两个，一是用货币化确保官兵出路的物质基础；二是官兵退役后优先选择进院校学习，切实掌握适应社会的能力素质。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大批军人退役，怎么给这些退役军人找好出路？他们的办法之一就是让这些退役军人免费上大学，这个制度延续至今。所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科学家、公司经理人、专家学者等社会各界成功人士，有从军经历的比比皆是。
三
“新情况”专栏开办的一年里，我们前后刊发了50多篇当时有些“拿不准”的报道，因为这些军营新情况有的是人们所不曾想到的，有的是法律、政策还无规范的。表面看似乎有些拿不准，但作为编者，我们心里还是有定海神针的，就是深刻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内涵，切实用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衡量军营新情况的根本依据来判断新闻价值。三个“有利于”体现在部队新闻中，就是所报道的新情况必须有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
人们常把新闻工作者比喻为桅杆上的瞭望者。一个国家就像一艘航船一般，船上的每个岗位都十分重要，但绝不能缺少桅杆上的瞭望者。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那段历史，在社会各类新鲜变化仍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军事新闻工作者深刻理解把握邓小平理论真谛，登高望远，心怀天下，为完善有关军人的政策法律制度起到舆论引导作用，维护了官兵利益，更新了官兵观念，推动了社会、军营的进步，也留下了时代发展进步的深刻烙印。作为那个时期的新闻工作者，我们没有辜负这个伟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