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善施奇谋的能手，无一不是把对手看透的高手

古人云：“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军队打仗，必须先谋划，再行动。经验表明，任何“知胜”的奇谋良策，要想达成“制胜”目的，无不取决于人。首先，自己人务必不折不扣地贯彻意图，执行计划。其次，敌人是否中计，能否就范，这一点更重要。如果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敌人“不配合”、不上当，“奇谋”设想再好也难以实现。

兵者，诡道也，因敌而制胜。诸葛亮巧设“空城计”，因为对手是生性多疑的司马懿，若换个猛张飞，此计便万难奏效。所以，任何计谋本身并无新旧之分、奇正之别，关键在于是否用在了恰当的场合、恰当的时间和恰当的对象身上。根据这个道理，一个违反常理或军事常规的非常之举，如果用在对此有所防备的敌人身上，其效果会大打折扣；一个以往“熟视无睹”的计谋，却有可能出乎对手预料，取得出奇效果。事实上，在漫长的人类战争史上，既有因得计而争得主动的，也有因中计而陷于被动的；既有因谋高一筹而顺利达成预期目标的，也有因不测风云而功亏一篑的；既有因反用经验而出奇制胜的，也有因奇袭不成而丢盔弃甲的。究竟哪种计谋能成为“奇谋”，全看对手识破没识破，接受不接受。

“声东击西”是个奇谋，但弄不好也容易被对手识破。所以《三十六计》在这一计的解语中，没有讲具体的使用方法，而是强调运用条件，即在敌人丧失抵抗意志、失去清醒的判断头脑时，用之易见效。

刘伯承说过：“打仗嘛，你摸过来，我摸过去，无非就是把敌人的脾气摸透，不能烧香找错庙门，蚊子叮泥菩萨，看错对象。”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之所以不按常理出牌，在七亘村重叠设伏重创日军，就在于其抓住了敌人的“命门”：日军虽然在七亘村吃了一次亏，但他们向平定地区进行补给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而从当时交通条件看，七亘村是他们必经之路，不可能绕道而行。同时，敌指挥官熟悉中国古代兵法，定会以为我军不会也不敢在七亘村二度伏击。结果众人已经知晓，日寇正中八路军的下怀。

其实，那些古今中外善施奇谋的能手，无一不是把对手看透的高手。苏联卫国战争，朱可夫曾有句充满自信的名言：“我不知道德军将要行动的计划，但根据对手情况的分析，他们只能这样，而不会有别的做法。”预先研判出敌人“只能这样”，在战场上就能牵着对手的鼻子走，拖着对手的辫子打。在长征四渡赤水之战中，红军与国民党的兵力对比极为悬殊。然而在蒋介石看来没有悬念的围歼之战，却被毛泽东导演成一幕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历史活剧：一渡赤水“避敌”，二渡赤水“歼敌”，三渡赤水“诱敌”，四渡赤水“甩敌”，红军从此顺利走上了战略转移之路。35年后，美国传记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对毛泽东出神入化的军事谋划艺术赞叹不已。他用诙谐的语言写道：毛泽东牢牢把握住了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思维，后者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的习惯于条件反射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么样，他便怎么样”。

现在我们有些人一谈起领兵打仗，总想来个“声东击西”“调虎离山”“背水一战”等神奇的大手笔，但也时常让人感到心里发虚。原因无他，根本就在于没有弄清楚敌手的斗争哲学、思维轨迹和作战习性，还没有具体分析透战场环境、实施条件，就轻易地把对策设计出来。这样做的后果恐怕只有一个：闭门造车、出不合辙，“偷鸡不成蚀把米”。

没有对手，就没有对策。奇谋的运用，重要的不是设计奇法，而是“奇”逢对手，研究对手，吃透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