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在《欧也妮·葛朗台》里讲到一个小镇的人们：怕风、怕雨、怕旱，一忽儿要雨水，一忽儿要天时转暖，一忽儿又要满天上云，在天公与尘世的利益之间，争执是没得完的。

天有阴晴，月有圆缺，这是自然规律。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只是人们的美好愿望。如果为官从政者也这样想当然，不切合实际，不体察民情，不因地制宜，而是一厢情愿地乱发令，异想天开地瞎指挥，只能是难了部属，苦了百姓，误了事业。

《容斋四笔》记载，乾道九年秋，赣州、吉州连降暴雨。赣州郡守洪迈立率百姓防汛，“方多备土囊，雍诸城门，以杜水入，凡二日乃退”。此时，上司却无厘头地下令要求祈雨，洪迈拒不执行，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上报。

面对滑稽的旨意，吉州是怎么做的呢？“小厅设祈晴道场，大厅祈雨。”问起原因，郡守曰：“请霁者，本郡以淫潦为灾，而请雨者，朝旨也。”并就此感慨道：“其不知变如此，殆为侮惑神天，幽冥之下，将何所据凭哉？”

“作天莫作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秧要日时麻要雨，采桑娘子要晴干。”防洪须祈晴，旨意要求雨，这真是难为了风伯、雨师。正如苏东坡诗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

“日千变”当然是不可能的，两难之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倒是官场的惯用之道。俚语《笑林》里讲，两商人入神庙祈祷，“其一陆行欲晴，许赛以猪头，其一水行欲雨，许赛羊头。”怎么办？神顾小鬼言：“晴干吃猪头，雨落吃羊头，有何不可。”

《笑林》里的故事，可以一笑了之。但自古以来，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这个“察”，是广听民声、多察民情，是深入基层、明察秋毫。凭经验办事、拍脑袋决策，工作就失去了依据，就容易南辕北辙，出现方向性错误。察实了，察透了，察准了，制定的政策才能顺乎民心、合乎民意，制定的措施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菽园杂记》里的周忱，体情察物，大小必录，“每日阴晴风雨，亦必详记”。比如，某日午前晴，午后阴；某日东风，某日西风；某日昼夜雨，等等。有一天，一百姓报告说运粮船被风刮走了，周忱问其失船为何日？午前午后？东风西风？结果，“其人不能知而妄对，公一一语其实”，最终“诈遂不得行”。这正应了那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

“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如果对百姓的“忧”和“思”，不懂、不问、不察，而盲目地去作决定、出主意，就可能造成疏漏、产生错觉，不仅劳民伤财，还会闹出笑话来。《古今谭概》里有一个河南令，看到农民种麦子费劲，就用一亩地来试验“长锥刺地下种”之法，结果“自旦至暮，不能遍苗”。又值蝗灾，责令百姓养鸡，且颇为得意：“不惟去蝗之害，兼得畜鸡之利。”百姓按期把鸡交来时，“群鸡既集，纷然格斗，势不得止；逐之飞走，尘埃障天”，最终传为笑柄。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党一向注重“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强调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是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拉家常、问冷暖，听民声、解民意，体察民情、掌握实情，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才做到了“比较正确、比较完整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感情、人民的要求，根据这些正确的反映制成比较完备的体系和路线”。

毛泽东曾针对机关不深入实际察实情，反复向基层“要数字”的现象，讲过这么一句话：“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直到现在，仍有一些党员干部调研时行程太匆忙，来去一阵风，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场面上的话说得多，掏心窝的话讲得少，“身入心不至”。如此这般，很容易沦入“秀场”，也难以求得“真经”，而且还会把党和人民群众隔开，剪断情感脐带，滋生政治冷漠，导致决策失误、事业受损。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有媒体曾用“走得远、看得全、问得细、想得深”四个短语，来概括习主席的考察特点。这给广大党员干部了解民意、倾听民声提供了有益启示：“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方能做出科学决策，赢得群众信赖。总之，还是那句老话，百姓的窝头有嚼头，离开大地的“安泰”是没有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