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年春天，在法国凡尔赛宫的花园里，路易十五在“春分”来临的这一天，仿效遥远的东方，扶犁举行了一场祈祷风调雨顺的“亲耕大典”。虽然不知他对二十四节气这一典型的农耕文化了解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来自东方的文明已然在地球的另一端传播、耕耘。

《吠陀经》有云：“一切知，俱于黎明中苏醒。”知者，文明也。人类在文明的黎明苏醒，而历史长河中的黎明来得是那么艰难、坎坷、漫长——

人类早期发明了用石头制作出来的切削工具，可相差无几、改进极为有限的石斧，却伴随了人类160万年之久。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认知力才产生了突发性的飞跃。即便如此，到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工具，还有4万年的距离。

文明最重要的工具——文字的雏形最早出现在6000年前左右，古巴比伦的美索不达米亚（现在伊拉克南部）一带，苏美尔人使用的早期文字，其实主要是各种物品（主要是粮食）交易时用来记账的符号。而真正开始使用文字表述、记载文明，还得等到许多年之后，以至于今天我们看到的文明史，更多的仅仅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

尽管如此，一部人类发展史，始终镌刻一条无法磨灭的、从无变更的主线——文明史。人类早期的文明实践并不完美，甚至非常简陋与粗糙，但他们始终在追求着，恰如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歌《不远也不深》：“他们望不了多远，他们望不到多深，但是这岂能阻止，他们向大海凝神。”

《易经》有云：“履霜坚冰至。”文明之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今天我们看到博物馆里早期的汽车，会说：真可笑，那时的人竟然把汽车造成马车的样子；然而，请记住，或许用不了多少年，后人也会指着我此刻正在敲击的计算机说：真可笑，那时的人竟然把计算机造的和打字机一个样。无论文明怎样发展进步，但都不要忘记，对任何一种文明形式，任何一个文明阶段，我们都应充满敬意和尊重。这，本身就是文明的一种标志。

维特根斯坦提出过一个著名观点：“世界是事实的总和。”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发展与进步所构成的事实之和，清晰地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留下这样的标注——文明。

今天，人们对于文化这个词，已经有了超过4000种定义和分类。但无论有多少种文化，其内在价值都是文明。人类学家认为，世界的古代文明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西方式“突破性”（或断裂性）的，主要特征是经过技术、生产、贸易等因素的突破，形成突飞猛进的文化体系；另一种是东方式的“连续性”，通过文化传统的继承、交融，在漫长的历史中一脉相承地延续着。

无论是来自何方的文明或者文化，其发展演变的过程，无不如恩格斯指出的：“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15世纪，哥伦布的探险无意间开启了全球范围内爆炸性的生物交换，数千种动植物在东西两半球间往来不绝，其中有我们熟知的番茄、橙子、辣椒等，更重要的还有原产于中美洲的红薯。虽然这是一段“舌尖上的历史”，但却被史学家称为“恐龙灭绝后生命史最重要的事件”，是“不亚于蒸汽机发明的文明史”。

传奇般的文明引进史也改变着古老的中国——1593年，中国船员从菲律宾将红薯藤蔓与绳索混在一起藏在筐底偷运到福建。正巧碰上当地一位开明巡抚，立即布置试种。后来，在福建地区发生严重饥荒时，无数人的生命靠红薯得以维系。红薯和另一种由美洲迁入的物种玉米一样，虽为粗粝之物但却高产易种，它们不仅帮助中国熬过灾荒，而且成为此后数个世纪大多数老百姓的主要食物。以中国人口为例：西汉末年已经接近6000万，到明代盛期依然不过6000万挂零。乾隆时达到3亿，道光年间增至4亿以上。这固然与版图扩大、田地开辟、税赋改变等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番薯、玉米的引进，彻底改变了农作物的生产结构。

公元前9年，罗马人建造了著名的“奥古斯都太阳钟”。说是钟，其实不过是一根20米高的圆柱尖顶，竖立在地面刻有表示不同时辰图案的广场上，借太阳运行的轨迹投影来显示时间。这个公共报时器看似简陋，但却赢得了后世极高的评价。时钟这个词，由此才成为计时器的正式称呼。

文明是时间的存在物，而时间又是文明进步最公正的见证者。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创造了无数“高光时刻”的中国，今天依然铭记着一位伟人在60多年前的千金之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