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和民国政府把种种国家权益抵押给外国人，又总是借新债还旧债，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社会状态中不能自拔

从清末到民国年间的中国，因落后的封建自然经济和腐败政权的盘剥，导致人口第一大国的财政收入不及欧洲一些弹丸小国，政府遇战事常向列强借款。列强放债利息甚高，且都属“抵押借贷”，要以关税、路权和矿藏开发权作为担保。清政府和民国政府把种种国家权益抵押给外国人，又总是借新债还旧债，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社会状态中不能自拔。

1851年之前，清朝年财政收入只有可怜的4000多万两白银，不足英国的十分之一。此后太平军席卷富庶之地，清政府财赋锐减却又要扩编新军，只好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自己筹饷建军。1868年左宗棠率8万湘军西征，平定陕甘后于1875年进军收复新疆。此时西北极为穷困，清廷让东南各省“协饷”820万两而仅送到160万两，左宗棠只好向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商人借款1595万两，首开借外债打仗的先例。因西征胜利后国内有一段安定环境，这些借款还能由东南各省按期本利归还。1884年中法战争发生和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后，清廷又各借外债几千万两，偿还都很困难。后来签《马关条约》对日本的2亿两赔款全靠再借新债，再加上1901年后向八国联军支付庚子赔款，这些钱就由海关关税抵押。中国海关就出现了由外国人收税的咄咄怪事，总税务司之职竟让英国人赫德担任了45年。

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任总统后，政府军政开支中自筹部分仅能有六成，为此于翌年向西方五国财团达成2500万英镑（折合2.4亿银元）的“善后大借款”，因此时已无海关税而以国内最大的收入盐税抵押。靠这些钱，北洋军阀能迅速打败南方革命党，不过当时明眼人都看出抵押盐税后政府的收入会更少，将来用什么还债？这岂不是饮鸩止渴！袁世凯死后，主持北京政府的段祺瑞同日本达成“西原大借款”1.4亿日元，用来打内战，并以东北的“满蒙四路”铁路权和当地金矿、森林做抵押。

蒋介石在广州黄埔建军直至北伐期间，重要军费来源是求助苏联，到达长江流域后又依靠以英美为靠山的江浙财团筹款。国民党不敢得罪列强，承认清政府所欠外债和赔款并继续偿还，加上内战不息，财政总是入不敷出。至1936年即所谓国民党自吹的“黄金十年”鼎盛期，南京政府财政支出不过11.8亿元，其六成用于军费。蒋介石对嫡系部队士兵每月能发饷7至8元，配给德国钢盔并发胶鞋。杂牌军士兵每月只能发饷2至4元，如川军士兵大都不发鞋而靠自己打草鞋，行军没有水壶而每人带一竹筒。如此苦乐不均，自然导致各部很难协同作战。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军费一半是靠苏英美贷款和海外捐款解决，其中最大部分又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得到白宫同意租借的8亿多美元。此后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又向美国借款几十亿美元，为此于1946年11月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中美商约》，规定中国全境让美国舰、机任意进入并可自由倾销商品，就此成为山姆大叔的附庸，直至逃台后仍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时就以不惧他人威胁的无畏气概，不承认过去卖国政府的一切外债。解放初期，军队因费用不足，向苏联借过折合13亿美元的武器款，却都属“信用借贷”（没有抵押全凭友好信任），后来不仅如约甚至主动提前归还。中国自此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还贷信誉，有利于后来引进外资，而解放前那种债台高筑而受制于外人的惨状也就此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