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战争是战争指导中一个重大且特殊的命题，这项工作做得好，可以使战场胜果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政治收益；做得不好，则可能使战场胜果化为乌有，甚至可能转化为政治负资产。毛泽东指出，应“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结束战争的指导更应如此。

应紧前考虑战争结局，充分做好筹划和准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因此，战争指导不仅要筹划如何发起、如何进行，更关键是考虑如何结束，既解决“打”的问题，也解决“止”的问题，即“在迈出第一步之前先考虑好最后一步”。不能只考虑如何启动战争机器，而不认真考虑如何使战争停下来。开战之前就应对战争可能的结局以及战后安排等做好深入研究，充分估计不利因素，及早采取措施。

回顾人民军队的作战史，决策者对于战争结局的整体把握，为战争胜利提供了更大可能性。例如，中国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决策时，就已经充分考虑到战争可能的结局：“第一，歼灭或驱逐‘联合国军’，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第二，迫使‘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撤至‘三八线’以南，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第三，打成僵局，或被打败，美国公开向中国宣战。中国努力争取第一种可能，准备接受第二种可能，力争避免第三种可能。”正因为对战争可能的结局有了充分预测，才能在战争进行中时刻掌握主动权，以最有利的局面结束战争。

准确预测战争结局，要求决策者深入了解对方意图，避免战略误判。知彼知己，方能百战百胜。战争是敌对双方的对抗，决策者对于敌方的战略诉求是什么、决心有多么坚定、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做出让步或者结束战争、影响敌方结束战争的因素有哪些、敌方作战力量的强弱点、可能出现的行动干预等问题，都应做好充分了解和应对准备。

结束战争指导要贯穿始终，直到和平真正实现。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认为，战争不是止于战场的胜利，而是止于战后和平的获得。美军在经历了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战争泥潭后，意识到战场行为结束后，并不意味着赢得了战争。美国国内众多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研究与反思，指出美军作战关注点仅仅止于战场行为的结束，缺少对战后安排的重视，甚至完全忽略战后安排，这种在大战略思维方面的不足是导致其战争失利的最重要原因。历史证明，战后安排处理得好，才能长久地维持和平；战后安排处理得不好，不仅不能将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成果，还会造成地区乃至国际局势的持久动荡。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社会秩序恢复、和平机制建立、经济重建等战后安排重大问题。应“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在军事行动成果的基础上，妥善处理与结束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尽可能争取最大的政治利益。

孙子曰：兵者，诡道也。因此，不能排除敌方视结束军事对抗为一种保存实力、以备再战的手段。例如，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企图利用假和谈来恢复军事实力，而我方则及时识破其阴谋诡计，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有效保卫了胜利果实。由此看来，结束战争指导一定要贯穿始终，直到和平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