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清军在中法战争中溃败，慈禧一怒之下罢黜了奕为首的全部军机大臣，罪名是“萎靡因循”。这板子当然没打错，安于恬嬉、畏葸偷安等一连串的呵叱之句，言之凿凿。但是，这板子却漏掉了大清官场最为丑陋的、已然成为惯性的恶习——说谎。

在晚清这台锈蚀的机器上，毫无顾忌地编瞎话、说假话，已是官场通例。鸦片战争开始后，清军面临英国侵略军攻城略土的危局，经过长时间的筹备，从各地调集了10倍于敌的军队和大量火器弹药，并由天潢贵胄的奕经为统帅，进行浙东反击战。令人不堪的是，清军在主战场上仅打了4个小时便溃不成军，整场战役一仗未胜，一城未下，一“夷”未毙。

更为荒唐的是，仗都打得惨成这样了，奕经“报捷”的奏折居然还是一个又一个地送到京城，甚至还有洋洋4000余字的战场描述，把“取胜”的过程写得绘声绘色，让道光帝着实陶醉了一下，以为胜利在望了。

大清官场的这种虚假之风，其实在所谓“康乾盛世”便已日炽成风。乾隆喜欢挑剔下属的错别字，以显示自己的才华。纪晓岚为了投其所好，编《四库全书》时故意在样书里留下一些“笔误”供其“御批”。没想到，乾隆后来对挑错别字没了兴趣，这些错误就成为书中的“地雷”，一直遗留至今。

如果说这种弄虚作假还仅限于拍拍马屁而已，那么后来与英国使节交往时采取的欺骗手段，就是拿国家外交大局开玩笑了。18世纪，英国曾派爵士马戛尔尼使华，带来的除了一些礼物外，更重要的是英王的信函。然而，清廷的翻译竟将以外交礼仪表述的行文，改为臣属上呈的奏文，在其中加了许多“天朝恩典”“纳贡称臣”“叩祝圣安”之类的卑恭之语……

这或许涉及翻译功夫的问题，但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为了讨好乾隆而不惜炮制假话。谎言意味着欺骗，这一番甜言蜜语，使得乾隆对英吉利人的“崇拜臣服”深信不疑，还真以为他们经过训诫后“颇知悔惧”，准备归顺输诚了。乾隆曾经说过：“士习可验于文章。”可他偏偏被朝中之士的造假恶习、虚假文章给蒙骗了。谎言的泡沫终归是要破灭的，大清在列强环伺的世界格局中的种种隐患，便由此埋下了。

大清名臣李鸿章，也熟谙“瞒”的官场文化。1896年5月，被闲置多年的李鸿章作为清廷“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前去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在典礼进行时，莫斯科霍登广场突发踩踏事故，亡者达2000余人。李鸿章与俄罗斯总理大臣维特见面，自然要问及处理情况。他听说此事已经禀报了沙皇，连连摇头，说：“你们真没经验，我任直隶总督时发生鼠疫，死了上万人，但依然上报平安无事。”

这番话把维特伯爵说蒙了。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在这次谈话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面了。”时至今日，读及沙俄官员的这番戳戳指指，仍令人唏嘘。平心而论，李鸿章在当时还是开明有识、做事担责之人，可连他都没把掩瞒重大疫情视为耻辱，还那么坦然地作为经验之谈夸耀宣扬，遑论他人。可见当时欺上瞒下已然相沿成习，俨然成为“官场秘籍”。

那个颟顸腐朽的朝代终结了，但历史的余声并没有戛然而止。应当记住萨特的那句话，并以之为警醒：“既然它发生过，那么它就可能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