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秋，我接到去葛鑫导演那里报到的通知，参加《霓虹灯下的哨兵》（以下简称《哨兵》）剧本阶段的工作。葛鑫曾在苏北解放区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与时任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改编话剧《哨兵》为电影剧本的作者沈西蒙是老相识。沈西蒙到“南京路上好八连”当兵过程中，根据好八连的事迹与漠雁等合作创作《哨兵》的话剧剧本，由前线话剧团上演之后，好评如潮，引起了轰动。于是葛鑫向天马厂领导提议将该剧改编为电影。

沈西蒙为了专心致志地进行剧本创作，便离开南京来到苏州。我至今仍然记得，当葛鑫向他介绍我以后，他竟叫了我一声：“老陈，欢迎、欢迎！”我当时不过是个士兵级的“小巴辣子”，但跟他握手之间，我见首长的忐忑便减去了几分。

沈西蒙写完一个章节，常常要念给我们听，还要问：“老陈，你有什么意见？”一开始，我觉得是在关公面前舞大刀，往往吞吞吐吐。他笑着对我说：“老陈，尽管大胆说，你刚才的意见不是很好嘛！”他的这番话使我增加了自信，减少了顾虑。

剧中人春妮，看到丈夫陈喜在南京路“香风”的袭击下有些昏昏然了，便给陈喜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沈西蒙写得情恳意切，扣人心弦。他写完后，叫来葛鑫和我，听他读信。听完，极易动感情的葛鑫已经泣不成声，而我也泪水涟涟。沈西蒙在感情澎湃中写了这封信，其艺术效果显而易见。

在《哨兵》筹备阶段开始后，厂里决定邀请“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王苹来上海，与葛鑫联合导演这部戏。

王苹到沪后，与沈西蒙把剧本“理”了一通。从他们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中，我看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创作友谊。经过这次讨论，剧本的一些弱点得到了弥补。有一场戏，本来是在好八连的宿舍中进行的。王苹说，宿舍的空间窄小，在场面调度上受到制约，不如改到南京路先施公司门口，不但镜头好“耍”，而且更符合规定情景。沈西蒙一听，马上表示赞成。像这种被王苹“拉”出去的戏很多，打破了舞台框框，使这出舞台戏的电影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

在分镜头过程中，王苹导演的艺术才华得到充分展示。她特别注意刻画剧中人物心理变化的那些场景，十分注意镜头大小和移动、镜头分切和组合时所产生的节奏感来渲染角色的心理活动，使潜台词得到充分的发掘。比如春妮来部队探亲的那场戏。王导将这个“重场戏”划为四个段落，营造了情节的跌宕起伏，渲染了剧中人情绪的四次感情波澜。她充分利用镜头形成了当缓则缓、当快则快的画面组合，让观众从剧中人的全身到他的局部，甚至是眼部的变化，去感受角色的情绪。在我看来，王导是“耍镜头”中的高手。

她启发演员的功夫也是一流。她称演春妮的陶玉玲为“甜妞儿”，要求陶玉玲在探亲这场戏里甜得赛过蜂蜜。她对陶玉玲说：愈甜就愈让人感到春妮内心中的热，也就愈能衬托出陈喜的冷。陶玉玲没有辜负导演的期望，她在银幕上的表现，征服了不知多少观众。

《哨兵》的演员十分强大，几乎全是前线话剧团演出此剧时的原班人马，可谓精兵强将齐聚一堂。他们的演出曾经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的赞扬，是新中国话剧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们联袂来到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中，为电影艺术画廊增姿添彩，受到了全厂上下的热烈欢迎。

谁也不会想到，在参加革命前，宫子丕居然是一位农村私塾的教书先生。但他却把鲁连长演得出神入化。宫子丕的台词处理能力极强，在角色语言的个性化上下了大功夫。比如，连队集合时，他指挥大家唱军歌，只听他用那特有的语调说“我起个调”，然后又用他那与众不同的手势来指挥。我目睹他的一招一式，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一位出色的演员的魅力所在。

袁岳演的赵大大，是个充满了朴实阶级感情的战士。袁岳本人身高个大，化妆师又将他的脸涂得黑里透红，让他成为饱经风霜而十分健壮的汉子形象。然后他将一套大号粗布军衣往身上一套，现出了一副英勇而威武的模样，透出了内在的朴实、率真。他十分注意挖掘人物的内在情绪和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将这位朴实无华、极其可爱的人物立体化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在回忆与这些优秀演员的相处时，不能不写一写饰演炊事班老班长的刘鸿声。他运用年长者说话时易停顿的特点，把语言处理得十分个性化。在送陈喜、赵大大、童阿男赴朝参战时，他讲了几句内涵丰富、让人动情的话语，把这个慈祥、朴实的老头儿像父亲般的爱，尽情地渲染出来了，让许多观众眼眶发酸。

《哨兵》的演员队伍阵容强大、各种行当齐备，其他一些很出色的演员就不一一叙述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以超凡脱俗的艺术技巧和深厚的军队生活底子，塑造了各式各样鲜活的艺术形象，烘托着上述主要人物，从而使他们的演出十分完整，在表演艺术这本硕大的书籍中，写下了辉煌的一章。

我能参加电影《哨兵》的摄制工作，与那么多的影剧艺术家朝夕相处，从他们的人品与艺德中汲取营养，这是我莫大的幸运。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们创造的银幕形象仍十分鲜活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们通力合作给电影宝库留下的财富将继续焕发光彩。

（文章有删减，作者为原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崔旭、谭卓廷整理）